1．上半年非国有经济保持稳定较快运行，增长放缓的现象将延续。继续贯彻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的结构调整压力进一步增强，市场、资源的约束加强，以及整顿市场秩序的力度加大，导致下半年非国有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因素增加。但二季度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工业有所回升的现象显示，下半年仍然存在反弹的压力。

　　2．所有制结构政策与市场准入放宽的关系开始明朗。民间中、小投资人要理性定位，看清“打破垄断”的含义不是让私人资本去主导垄断领域，看清在竞争性领域和地方不是让国有经济全面退出，防止再次被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舆论给“忽悠”了。

　　今年上半年，政府再一次明确了对非公有资本放宽市场准入范围的政策，特别提到了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的开放。在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的背景下，这是政府的内、外市场开放政策接轨的一种表现。这种接轨并不意味着中央和政府在放弃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所有制结构政策。前面引用的负责起草36条的国务院研究室官员和国资委官员的话就是明证。

　　所以，私人投资者要正视国有资本集中在重要和关键领域布局的政策制约力，要正视市场规模结构的制约力，要正视全球化竞争的制约力，要正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制约力，正确把握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新机遇和适当方式。中、小投资者要充分吸取前两年投资“偏热”的教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重蹈覆辙，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和跨国公司死盯着的行业盲目冒进，以及相信“小马拉大车”可以振兴东北重工业基地之类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话，让某类官员和经济学人不付费的“全面私有化”鼓动给再次“忽悠”了。

　　关键是要吃透政府的所有制结构政策，明白自己的社会定位；吃透政府的产业政策，寻找机会，或者借势而上，或者赶快转移。还要看透违反国情的“私有化”的各种不当鼓吹，投资拼搏时做到定位准确，心中有数，手中有牌。

　　山西政府在平衡利益、讲究规矩的前提下，引导各类所有制煤矿联合；一位高级官员建议，非公有资本与公有资本联合投资是踏入高门槛行业之上策。这种案例和建议有创意，是意味深长的。

　　3．明摆着的是：典型资本社会坚持最低工资不动摇。要中国取消最低工资是哗众取宠、信口开河。在2004－2005年，不断有经济学人引用新自由主义极端派哈耶克的理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反对政府合理干预劳动工资。我们看一看英、美实行这一制度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这种主张的毛病了。

　　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英国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取消了英国长期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削弱工会、雇主组织，放手让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但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倒退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资本流失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97年工党上台后，恢复了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和增长状况反而获得了持续的改善。今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机制———普选制的作用下，工党又嚷嚷要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保守党绝对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资作为竞选口号，只是拿起“伊战”的棍

　　子搅局。工党在5月赢得选举后赶快忙着兑现承诺。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劳资流血冲突后，资本和政府实行了让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到1997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了20倍左右。这个制度的出现，是劳资之间多年血肉博弈的结果。但绝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目前，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少年、妇女和黑人。美国大约有78％的最低工资雇员是在私营企业工作。里根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但他为了稳定国内的劳资关系，对本国新自由主义分子取消最低工资的政策性建议置若罔闻。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如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

　　英、美尚且如此，何况乎在最低工资制度起步晚、落实差，要“以人为本”的中国。某类经济学人不顾国内外的事实真相，以人家抛弃的东西为时髦，非理性地“超英赶美”，起码是学风不正。

　　4．联合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十分明确，并在全球推广。用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偷换“社会责任”的要害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一经济学人在《光明日报》发文，称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内容”是纳税、就业和提供产品。

　　但是，在国际权威文献中，企业纳税、提供就业和产品至多属于“遵纪守法”和履行“最低的义务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是“超越慈善事业和遵纪守法”的。

　　从原则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包括：“一个公司应该对其经营后果负完全责任，这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间接的负面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更高的要求源于一些公司的外部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多领域都可能发生并且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群体。”简单的说，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它通常包括人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等内容，在社会上显示着“公司的公民形象”。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框架是由政府、企业、各种利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构成的。一些善意的宗教组织也利用对于公司各级人员的影响介入了这一活动。联合国的《全球协议》就是号召工商界的领袖们带头实行企业社会责任，目的是“给世界市场以人道主义的面貌”。不然，资本全球化带得环境污染、血汗工厂制度、不公平竞争和行贿腐败满世界转，不仅反全球化力量有的说了，到头来资本自身也不落好。

　　“有的说”的问题在中国也引人注目。耐克今年4月承认其麾下有的生产商实行了“血汗工厂”制度是一例。不过，它在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同时，又开始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建设社会主义”了。另外，2005年2月5日中新社发表的《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多而复杂》中，根据国家工商局和全国工商联各自公布的几张工资统计表，提出了为什么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如此之低，而且越来越低的问题，对我国私营部门存在的缺乏社会责任现象提出了批评。《乌有之乡》发表署名喻权域的文章，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在这两篇文章介绍的权威数据中，再考虑到许多私营企业不给一线的雇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工伤死亡事故突出，远远超过美国（1998年该国只有5100个工人死于与工作有关的事故。中国2004年各类工伤事故死亡人数13．6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全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我们确确实实地看到，如果企业社会责任不包括人权、劳工权益，市场经济就缺乏人道主义的面貌，社会公正和公平就会在经济的微观层面丧失基础，政府二次分配的功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和谐社会也就免谈了。起码，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而没有工作的产业后备军，不仅脱离了生产资料，而且脱离了生活资料（包括今天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的问题），处于“绝对贫困”状况，这些人的问题就更大了。而历史上的革命或者某些动荡，正是这两种贫困状态中的无产者结合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而掀起的。这里面的社会责任有多大，知史者洞若观火。

　　至于环境污染，更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能够不负责吗？例如，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一些小型私人资本在陕北采油，严重污染当地环境，浪费资源。当时，“原油流入河道。严重的时候，老百姓的羊喝了水就死，村民过河时要穿水鞋。环保部门开了无数次的会，油老板们根本不听。”这种外部效应惹得民怨沸腾。一朝取消，老百姓“绝对是赞成的”。

　　如此，企业的种种负外部效应还不提醒企业要承担“最低的义务标准”之外的社会责任吗？

　　世纪之交，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负面影响（包括贫富两极分化），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建立《全球协议》以维护大量弱势人群和环境的呼吁中也提出，“让我们联合起市场力量和环球理念的威力，连接起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和弱势人群的需求，以及我们人类未来的要求吧。”而《全球协议》的重点，就是企业要履行包括人权、劳工权益、环保等在内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安南先生不是一个迷信市场的人，他认为市场力量需要其他力量来制约和平衡，其中包括联合国机制、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等在全球发挥作用。他的这种呼吁不仅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而且得到了数百家跨国公司的响应。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是常识。

　　其实，实现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因此而受益。例如，眼下中国众多私营纺织企业受困于贸易摩擦，但是，浙江一些实行了质量、环保和SA8000标准的私营企业却气定神闲，企业内部安稳、出口业务不耽误。据浙江省工会的介绍，有的私营企业还因为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拿到了出口的美元大单，在竞争中将更有名气的大企业比了下去了。但是，如果这些企业拿着“最低的义务标准”去冒充“社会责任”，恐怕就惨透了。近期，全国工商联的党组书记胡德平说，“现在政府在积极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相应地多考虑一下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诚信等自身素质问题？”

　　可能，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近来开始在行业内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去年国家认监会关于中国不实行SA8000机制的表态，目前是受到了主动实行社会责任制度的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社会责任标准面前，是停滞，还是前进？其答案首先是在企业家们的心中。但是，企业界千万不要被某类经济学人貌似为民间企业“鼓与呼”的谬论给坑了。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发表各种文章影响社会时，也应该多查一下相关的背景资料，以实现媒体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