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并非心血来潮。甚至可以说，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的第一天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理想就开始在日本心中不断升腾。

　　前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总秘书林国迥先生则提供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我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来自日本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长期坚持开定期碰头会，互相交流信息，讨论工作进展，而这当中，争取‘入常’正是他们每次开会的核心议题。”

　　日本加入联合国短短一年之后，就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尽管1957年的日本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喘过气来，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已经忍不住在回忆录当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才一年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誉，如实地表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但是日本的）权限还远远不及五大国。”

　　终于，在1970年的联大上，日本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出“考虑常任理事国资格”。初具规模的经济发展固然触动了日本尘封多年的大国梦想，但是，在肖刚教授看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才是对日本最大的刺激。

　　“当中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日本就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个它瞧不起了100多年的邻居，随时就要到它的前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因素’就成了日本‘争常’道路上挥之不去的压力，还有动力。”

　　政治上天然的缺陷限制了日本在国际和平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但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给了日本另一条权力管道———以财力做后盾。日本认捐了将近20％的联合国会费；靠经援为交换，日本得到了相当数量国家对其“国际责任”的赞誉。大量日本籍官员不惜血本竞得了联合国的诸多重要职位；而更重要的是，1992年6月，日本国会最终通过了“对国际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在这一法案下，1992年，日本正式向柬埔寨派遣了600名士兵和75名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当时主管柬埔寨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正是日本籍官员明石康，而参与国际维和任务也正是联合国赋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重要责任之一。

　　对大国地位的争取，日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终于讨论定案，开放各国签署的时候，联大第一委员会认为应当由五个有核国家先签，这样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林国迥先生介绍说，“但是日本代表会同美国代表突然提出，应当按照各国批准的顺序签署。我当时负责这个条约事宜。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美国和日本是最先批准条约的国家，这样日本就能跟在美国后面第二个签名，而中国只能排在第三位了。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五大国先签了字。”

　　日本这一切的努力，目标都明确地指向常任理事国的位子。这样，到了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1995年，日本的感觉中，当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然是水到渠成。

　　事实上，安南并不是第一个表示支持日本“入常”的联合国秘书长，1993年的加利秘书长就说过同样的话。而直到1994年底，在反对日本“入常”声音最响亮的亚洲，都有不下十个国家公开支持日本。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似乎的确有理由“低调”一下了，他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甚至懒得再提一提日本“入常”的事。然而最后的结果完全出乎了所有志得意满的日本人的意料：在联大上点名支持日本“入常”的才区区十来个国家，在亚洲更是只有蒙古。

　　事后就连日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目前还没有“作为亚洲代表发挥作用的领导能力和威信”。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日本再一次催促拉开了安理会改革的大幕。芸芸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圆形会场上，你唱罢，我登场，戏文渐入高潮，而日本又一个十年的酝酿，能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