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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意见》，被称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他在货币的价格理论上的独到发现，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价格研究最高奖熠熠生辉。他曾是新中国计委、物价委、经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
7月22日，经济学大师薛暮桥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
29日上午，在他生前亲自定下的“江南丝竹”曲调中，人们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这位经济学大师送行。一位经济学者这样缅怀薛老：“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薛老的人生已经是只能在影影绰绰的历史中寻觅的一部传奇，薛老的身影是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眺望的一座灯塔。”“牢监大学”毕业的经济大师 十六岁时，少年的薛暮桥因家道衰落而辍学。为了谋生，他去杭州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被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1979年，薛暮桥赴美访问，一位教授问他是哪所大学毕业的，薛暮桥答道：“我是牢监大学毕业的。”
30年代，薛暮桥开始追随陈翰笙先生从事农村调查，他的经济研究生涯从此开始。1943年起，薛暮桥开始在政府任职，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1947年，薛暮桥调入党中央，历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国家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1975年以后，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主要学术成就
1979年，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
1980年6月，率先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应以全国的战略规划作为基础。沿海外向型地区的发展战略，应当与腹地的发展战略配合研究。
1991年，指出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要尽快学会用经济方法，运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加快建立和完善间接调控体系。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薛暮桥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
不解决铁饭碗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按劳分配原则在今天不再是一个争议性的概念。而在2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倡按劳分配，需要远见、勇气和魄力。
1979年，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薛暮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并主张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录记载，那时，薛暮桥每天早上到天安门广场去锻炼。一天，他到在广场上摆摊的照相个体户处照相，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这位个体户非常激动，说：“就是您主张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很多相片，而坚决不肯收钱。今天，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创造我们国家财富的重要力量。多劳多得，尊重劳动，尊重创业，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主流思潮。
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应该变得丰富多样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薛暮桥就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他呼吁，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在小型企业里，还可由劳动者集资购买，采取全员入股分红的合作制经营方式。
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在一片沉寂的学术界，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同时在小范围受到批评。走在“明白”和“不明白”之间的思考者 今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这是一个“对个人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经济学奖项”，而奖励对象则是“自1978年以来，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改革重大政策制定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据说，在评奖过程中，薛老是惟一没有争议的获奖者。
薛暮桥的一生建树已有权威部门做出了概括。面对驾鹤西去的大师，出现在人们回忆中的大多是大师平常生活中的许多“不明白”和学术上的“明白”。生活中的“不明白”学术上的“明白”建国初期，正值定级别和军衔之时，他却向国家正式写报告，要求辞去当时担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专门从事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在许多社交场合，即使是与一些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交往，薛老也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但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却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薛老的三个女儿都觉得，父母对居室和办公室的概念始终没有分清楚过。父母每天下班回家经常加班，假日也不例外。屋里最好的家具就是书架。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职，两位老人一同出差时，住宿饮食安排得稍讲究一点他们就会觉得不安，一再要求节俭，而且总是亲自整理好宾馆或火车上的被褥。生于1904年的薛暮桥和生于1908年的孙冶方都是曾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1983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没多久，孙冶方就去世了。在他弥留之际，他的老同事老朋友55人发起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促成设立这一奖项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正是薛暮桥。而当有人提议也同样设立一个“薛暮桥奖”时，薛老却坚持拒绝了。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他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明白”。
1978年4月，薛老写信给中央，指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比提高物质生产条件更重要；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只管主观需要，不管客观可能，将会被迫采取调整措施。
1979年薛老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书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此书发行近一千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
1980年薛老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深刻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90年，在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思想有所抬头之时，他又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把有关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懂得，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这样的举动需要怎样的勇气与“明白”。
各方缅怀薛暮桥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座谈会上，我记得经常听见薛老说，最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的经济研究的出发点都是非常务实的。综合来看，薛老在经济学方面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符合中国国情；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将这两点贯穿始终，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坚持中国的经济必须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这种坚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萧灼基：薛老的去世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因为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义重大。
张维迎：改革开放前，薛老一直坚持提出要实现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家人 薛暮桥之女薛小和：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奉承，更不会整人。
同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
薛老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40多年来，我一直是在薛老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学习和工作的，薛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经济思想，治学严谨而又鲜活，淡泊名利、朴实无华的人生态度。
在我的心目中，薛老是一位一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老革命、老干部、老理论家，是一位为后辈做出全面榜样的老人，是我们决策咨询系统中一位最活生生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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