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林琳15岁就参加抗日儿童团，16岁随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南下，经历了5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

　　核心导读

　　他15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6岁离开家乡追随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南下，从此征战在豫、鄂、湘、皖、赣等省的敌后战场。在长达5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他曾先后担任宣传队长、报务人员培训班指导员、机要秘书等职务。他就是现年82岁、原新四军工作人员林琳。如今，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抗战岁月时，老人还会手舞足蹈地比划上半天。

　　林琳

　　1923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舞阳县；

　　1938年6月参加青年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儿童团；

　　1939年1月到竹沟留守处参加培训；

　　1939年3月底穿过敌占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1940年任新四军豫鄂挺进总队报务人员培训班指导员；

　　1942年任新四军5师抗大十分校指导员；

　　1944年调到河南先后任四分区机要秘书、五分区豫中干校协理员、教育主任；

　　解放后参与重庆市北碚区的接管工作；

　　1959年底调到重庆市任宣传部副部长；

　　1978年5月当选重庆市副市长；

　　1983年9月离休后成为市顾问委员会常委，一直到1994年离开这一岗位。

　　儿童团自创“追踪”军事游戏

　　林琳，1923年3月生于河南省舞阳县，如果不是参加抗日革命，他也许会子承父业地成为一名私塾先生。然而七七事变让整个中国都愤怒了，这其中也包括林琳。

　　1938年6月，年仅15岁的林琳加入青年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儿童团，从此踏上革命道路。“儿童团里面就那么几个孩子，可我们的活动仍旧开展得有声有色：回母校教唱革命歌曲、制作壁报宣传抗日主张、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回忆让林老有些苍老的声音一时间变得年轻起来：“我们手里举着自己制作的小旗子，加入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大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说着，老人扬起右手左右摇晃，仿佛手中又举起了小旗，宛如当年站在抗日游行队伍中。

　　“我们儿童团有个女教师还自创了一个名叫‘追踪’的军事游戏。”说到这里，林老颇为自豪：“她根据部队的作战特点，创造了这个游戏。”林老说，游戏规则是前面的人在行进中留下相关线索，后面的人再根据这些线索对其进行追踪。“那时侯，大家只是觉得好玩，直到我参加抗日游击战后，才真正明白了游戏的作用。”林老说，游戏使他们这些孩子兵从小就得到了军事锻炼。

　　首次当指导员遭遇重大考验

　　1939年6月，林琳第一次当上连队的指导员。“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第一次当指导员，我心里很忐忑。”林老说，这一段的经历让他永生难忘。

　　到连队做指导员也就半年的时间，由于水土不服、蚊虫叮咬，加上生活困难，林琳病倒了。“我得了痢疾，时而发热时而发冷，南方的东西又吃不惯，缺医少药，我一下子在床上躺了十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十天中，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天，林琳在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四周都静悄悄的，只有一个通讯员坐在一旁。“我当时就发觉情况不对了。”说到这里，林老显得有些激动。在他的一再追问下，通讯员才哭着说出了实情。原来连长趁着林琳生病的时候，在没有向任何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带着队伍擅自开拔了。林琳一听就急了，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让通讯员扶着自己，一瘸一拐地赶到司令部向李先念同志汇报。

　　当时，李先念同志和陈少民同志正在吃午饭，听到林琳的汇报，两人“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我以为自己要挨批评了，可没有想到李先念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养病。”林琳很不解，追问李先念同志为什么不批评自己。“这时，李先念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话‘第一，你确实病了；第二，你是年轻干部，没有经验；第三，你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随后，李先念同志就安排其他同志把我送到医院养病。”林老说，李先念同志短短的几句话，让他铭记一生，对他今后的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路上一串“滴答”声

　　1940年，随着根据地和抗日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彼此间的联系迫切需要以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方式进行。“没有‘顺风耳’，光靠‘鸡毛信’是不行的。”林老幽默地打了这样一个比喻。“用电报联系成为当时最好的联系方式。可当时，部队又奇缺这样的人才。”

　　“李先念同志提出了建立报务人员培训班的建议，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勤务员送到了班上学习。我成为这个班的第一任指导员。”林老说，当时条件设施简陋，队伍又每天都要开拔到不同的地方。因此，整个培训班根本就不像正式的学堂一样，能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讲课。“我们的课程都是见缝插针进行的。部队行军到某地进行休整时，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休整时间长，我们就多学一会儿，时间短就少学一会儿，根本就没有一天完整的学习时间。”说这话时，林老的语气显得很轻松。

　　“那时，在艰苦的抗战路上，常常会传来最为动听的声音，那就是一串串‘滴答、滴答、滴滴答’声。那都是学员们自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发报练习。”说着，林老的手指也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

　　一个月短暂培训后，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的发报常识。“其实在这期间，学员们已经陆陆续续被各连队挑走了。”说这话时，林老充满了自豪。

　　侏儒山一战打死200多日本兵

　　武汉沦陷后，汪步清任师长的伪定国军第1师把守着武汉市的西大门，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在武汉城内无恶不作。

　　1941年12月，由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为创建汉川、汉阳、沔阳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侏儒山战役。

　　“汪步清占据有利地形，水路多，自己又拥有兵工厂，战役打得异常艰难。”回忆起那次战役，林老的眉头紧锁起来。“在打仗过程中，日本派来飞机攻击我们。当时头顶上面飞机轰隆隆，下面枪炮也是轰隆隆的，真是上下夹击呀。”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新四军第5师先后发动了4次攻击。

　　“胜利最终还是属于我们。”说到这里，林老禁不住鼓起掌来。林老说，这一场战役打下来，打死打伤200多名日本兵，全歼了汪步清的部队。“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让汪步清逃跑了。”林老随后又高兴起来：“可我们收缴了汪的兵工厂，为我所用，加强了我军的装备。”

　　整个讲述，让这个82岁的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斗的岁月，他时而会为失去的战友潸然泪下，时而又会为某一次的胜利击掌喝彩。本报记者　张宏锦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