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府官员因受贿获刑，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与“赞誉”，这种矛盾与尴尬的现象极为少见，前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如今就处在这样的漩涡里。一方面，法院终审认定余斌犯有受贿罪；另一方面，法院也认定他的确将大部分贿赂款项用于公务活动，可作为从轻量刑的证据，因此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而在不少人看来，余斌是特定环境下的悲情人物，他并没有将所得贿款据为己有，而是用于扶危济困，是另一种形式的“为人民服务”，他的行为值得敬佩，他的结局值得同情，更不该因此领刑。民意与法律意志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这样的“张力”，的确值得仔细思量。

　　从现行刑法的条文和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目前查明的事实的确足以证明余斌犯有受贿罪，这一点大概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尤其是余斌在担任教育局长期间，收受教育局办公大楼项目经理钟希金人民币8.5万元，这是典型的受贿，符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定性条款。但是，法律显然没有考虑到在收受财物之后所出现的特殊情形，也没有规定嫌疑人将所收受款项用于公益用途时，法律该怎样区别对待。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部分采信了被告辩护律师的意见，认同嫌疑人将贿款用于公务活动，所以才对余斌从轻发落，从这一点上看，法院的量刑是比较公正的，既维护了法律对于政府官员行为的严格限制，又充分利用了实际情形所赋予的弹性空间，审判结果基本不存在畸轻畸重的问题。

　　当然，认同法院的审判结果，并不能减轻我们对于余斌的同情，从道德与情感的角度衡量，从现有的新闻材料分析，余斌的所作所为也不乏“值得称道”的因素。在我国部分省区，一些基层政府官员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比较有限，所能自由支配的办公经费更是少得可怜。如果要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问题，一些官员就不得不另找途径筹集款项，这也是许多政府官员热衷于跑项目、招商引资的原因。余斌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手中拿到了一些贿款，用来维修渠道、救济贫困村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所谓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余斌的所说是否属实，我们不好推断。但为解决困难和问题，一些基层官员四处筹钱的事例却并不鲜见，也由此催生了余斌所称的那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斌之案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思考：怎样才能从制度层面上确保为官者维护自己的清廉？怎样才能让为官者能够做到既有为又无愧？

　　法律并非总是人情，法律往往表现得比人情更为严苛，余斌的结局让我们充分看到了这一点，也看到法律的尊严所在。无论我们怎样同情余斌，我们也无法代替法律做出庄严的裁决。不过，我们仍然希望，随着行政文化的逐步清朗，随着制度环境的日益改善，好干部再也用不着用贿款扶贫，那时，我们就不会再看到余斌这样的悲情人物，我们也不用再因为道德、情感与法律的相悖而陷入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