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一代年轻人正在分化
怀着中产生活梦想的年轻人在成年的门槛里奋斗，不工作、不储蓄、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却徘徊在门槛之外。这些对“成年”说NO的年轻人，是不想，还是不能成年呢？
长不大的年轻人
不工作、不存钱、不想结婚也不要孩子——即使有孩子，也是由上一代抚养。这是一群长不大的年轻人。
撰稿／汪 伟（记者） 陈 冰（记者）
似成年非成年
“你也是‘奔三’的人了”，王凯文的一个朋友建议他考虑存钱买房然后找个人结婚，“总归要负点责任吧。”
然而，这个网络公司的程序员回答说：“年年二十五。”
这句玩笑话受到了一轮奚落。但他的朋友意识到，再说这个话题就会显得不礼貌。王凯文生于1979年。事实上，他在上海的朋友大多都忙于“存钱、买房、找人结婚”这三件事情。然而，这并不是他本人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非常熟练的程序员，他的从业资历足以保证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但他频繁更换工作，而且，工作的时间和赋闲在家的时间几乎同样多。放弃积蓄的美德是自由生活的代价。
他的朋友佟令年龄稍长，在张江一家电子数据库企业工作，2000年来到上海，已经在锦江乐园附近买下了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然而，到现在这间房子还没有装修，地上仍然铺着刚入住时临时铺就的塑料布。佟在卧室的一侧摆放电脑和电视机，其他地方则塞满了色彩明亮的玩具和游戏包装盒。
“为什么不去工作呢？找不到6000块的工作，3000块也可以啊”，佟令曾经抱怨过王凯文，但也是到此为止。5年来，他自己维持着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单调生活。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在线ＰＳ游戏和香港电视剧上。他和在上海的中学同学保持着良好关系，而这个小圈子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包括避免观念形态上的交流，也不过问彼此的经济状况（虽然偶尔也会有数额不大的借贷发生）。
对他们来说，经济独立至关重要。在上海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并且成了另外一些年轻人的榜样。
从国际旅游学校毕业后，由于父母的反对，家在上海卢湾区的黄小姐放弃了自己第一份餐饮业的工作，由于工资原因又主动放弃了第二份工作。今年她已经25岁，她的父母在她这个年龄，已经成家了。然而她现在不得不呆在家里，间或打打零工。大多数时候她像毕业前那样，靠父母生活。
“我只是想做我喜欢的工作，我对收入的要求不高，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多等一段时间再工作的。”过了一会，她又矛盾地说，“我觉得工作代表我有一份正式的收入，能够独立生活不再依赖父母。”
按照年龄计算，他们都是“成年人”了。然而，这些“成年人”却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工作了又不存钱，还不想结婚。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年年二十五”。今天的社会学家面临着语言的尴尬，不知如何描述这样年轻人的生活，也不知道应该给他们的父母什么样的建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说，学者们苦于找不到好的定量方法研究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游离在传统“成年人”标准边缘的年轻人。
15年前，王凯文和佟令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在今天的上海却随处可见。“成年人”这个含义明确的词汇在汉语里指“达到完全发育尤其是在身材、体力或智力方面的人”，社会学则认为“成年”是对经济独立、家庭生活和社会责任等的角色的认定，然而，不管是王凯文还是黄小姐，他们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所谓“成年”的界定。
有人借用了“ｋｉｄｕｌｔ”这个概念：“ｋｉｄｕｌｔ”是“小孩”（ｋｉｄ）和“成人”（ａｄｕｌｔ）的复合，英文指称那些生理和年龄都已迈入传统“成人”阶段，却有着孩子气的爱好或是生活状态的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此专门生造了一个词汇：“ｔｗｉｘｔｅｒ”，认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现今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生阶段，这个阶段处于18到25岁之间，在30年前年轻人会在这段时间里购买了自己第一套房子，组织了家庭，当了父母。现在，时代变了，这段时间成了一段人生责任的真空。这段责任真空中的年轻人，频繁地更换他们的公寓，不结婚，也没有孩子。一位社会学家赞美说：“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享受责任真空状态的快乐，寻找心灵的寄托，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对他们的评价并不总是这样乐观，有一些学者担心，ｔｗｉｘｔｅｒ没有长大成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成年的能力。责任的真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们逃避了本应承担的一切。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出现在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的课堂上。一位加拿大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繁体的中文字“孩子气化”后说，“孩子气化”是指成年人表现出的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式样。他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后来的台湾都看到这个现象，他兴致勃勃地举例说，在上海他也有类似发现。这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兴趣和讨论。
曾在日本留学的陈映芳目睹了日本社会忧心忡忡的青少年问题。曾几何时，这个国家的国民给人的感觉是一群严肃的工作狂。然而，陈映芳说，到今天，“孩子气的日本人”已经成了描述日本人的一个固定套路。在日本流行文化风行不衰的上海，她用日本学者形容日本人的词“娇宠”来描述如今同样出现在上海年轻人那种似成年非成年的状态：
“他们将要告别孩童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多少将带着娇宠的特征”，陈映芳说，“这个特征已成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种印记。”
逃离第二产业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也认为，在日本出现的年轻人“拒绝成年”现象，正在中国重演，而上海是这一切最有代表性的缩影：
“在产业社会，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忍受奋斗过程的枯燥和无聊。然而，进入消费社会后，这种枯燥和无聊变得再也难以忍受：如果工作过程本身不能带来乐趣，像制造业，就再也无法引起青年人的兴趣。”
这个说法至少能够得到部分确定的验证。上海卢湾区的青少年社工认为，稳定的职业是解决社区青年问题最稳妥的方法。他们并不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岗位来安排这些年轻人，然而，说服那些赋闲在家的青年人去工作却异常困难。社工点“小秦工作室”的负责人秦天栋最近组织了一批待业在家的青年去西门子的一条流水线实习，但他十分担心最后没人留下来。
“这份工作的工资还是不错的。但大多数人嫌这种工作枯燥，比较累。”秦天栋说，他推荐的制造业的岗位经常遭到拒绝。待业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都认为这样的工作太辛苦，而且不够时髦。
即使是服务业，表示愿意去超市工作的年轻人也少之又少，因为那里的员工大多数是他们父母的同时代人，所谓“4050”群体。而星巴克不多的岗位却供不应求。但秦天栋说，后者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很难录用这些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因此，在他们那些16岁到25岁、待业在家的工作对象中，大多数人仍然日复一日，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有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工资收入，靠低保生活。
他们的工作对象之一，父母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1900元的胡小姐，已经接二连三更换了几份工作。她认为，自己炒掉的要么是“没有前途”的工作，要么是不投胃口的老板。现在她想到业余大学里进修，同时找一份工作作为兼职。
“父母不希望我读书，希望我一有工作就去做”，但胡小姐认为他们的观念太保守，“我就是想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做，最好是要那种比较吃香、稳定的，可以让我干到退休的那种。”
一名社工介绍说，胡小姐喜欢唱歌，而且唱得不错。她笑了：“我想当明星。这算不算是理想啊？”
对有些研究者来说，这些年轻人是一种“单身寄生虫”。他们既不能自立，也不想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却依靠父母生活。“小秦工作室”所在的社区里，不乏18岁从中专毕业就一直“待业”到25岁的案例。然而，这样的生活态度和职业观念，却并非第一次出现。东京迪斯尼乐园里的清洁工曾创造出边跳舞边扫垃圾的工作方式。在日本因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青年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时候，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却是迪斯尼乐园的清洁工、大楼里的“环保小姐”（保洁人员）、商场服装导购这些昔日被人看作没有前途的职位。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在他的名著《“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中以此来说明，当一个社会从产业社会进入消费社会，物质富足已经满足了从前工作的目的：房子、汽车和家电，年轻一代就不再能够忍受产业社会中规中矩的枯燥程序，转而需要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乐趣：时尚感以及表演情调。
他把青年人的这种倾向表述为“即时满足”：从工作的手段中就要得到快乐，而不是通过“忍耐”手段的无聊达到物质目的。
在上海，大商场里拎着化妆箱包，化着浓妆的高档化妆品推销小姐，能够获得一些寻找工作机会的女孩子微妙的欣羡。越来越多的服装、饮食和百货营业场所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确实也像千石保描绘的那样，在音乐的节拍下一边高声招呼客人，一边扭动身体，一派消费社会“即时满足”的景观。
他们和千石保描述的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共通之处。“年轻的失业者不像是真正的失业者，倒像是休闲期间的自由职业者”，千石保说，“一副混碗饭吃的工作还不是遍地都有的样子”。
不同的是，日本进入消费社会时首先被拒绝的“公司职员”，对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上海卢湾区待业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希望未来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坐办公室，能上网，工资至少每月1500元。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那些永远播放热闹音乐的工作场所打过或长或短的零工。所得勉强或根本不能维持开支。这或许根本性地揭示出了今日中国和20年前的日本经济的不同：虽然同样是有着浅薄时尚风格的职位，上海提供的收入还不能满足年轻人对职业的“体面”期待。
中日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别，从另一个侧面能够解释为什么上海这样大城市出生的年轻人比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更难“成年”。实际上，第二产业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这些岗位现在主要由外地的青年填充。7月29日央视播出的一档节目说，大量来自湖南等地的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暑期在东莞的玩具工厂里夜以继日地制造外销玩具。这些大多在16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在昏沉的睡意中用锋利的小刀从事加工，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报酬，收工后还必须在宿舍里完成暑假作业。
这是大城市里的青年很难想象的情景，从而印证了陈映芳的一个判断：中国“拒绝成年”的城市青年和童工问题同时存在，是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城乡分割的中国社会的特性。上海本地出生的青年最有可能存在“成年障碍”。如果是一个外地年轻人，除非像佟令那样从事新兴的技术行业，否则，“成年障碍”会使他们被竞争淘洗出城市。经过竞争留在传统行业中的外地青年，必然更倾向于主流的生活和价值形态而如期“成年”。
三十不立﹖
然而，大学没有毕业的佟令虽然逃脱在工厂流水线和服装店营业员这样的职业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但经济独立甚至收入可观也并没有让佟令的父母觉得他长大成人，他在家乡的同学大多已经结婚成家，他在上海的小圈子却都一直维持着单身生活。而且和王凯文一样，佟令显然也并不将此放在心上。
刘翔，这个33岁的乐器行老板曾经是一家工作异常清闲的外贸公司的职员，在那里从事着千石保所言的那种“产业社会的无聊”职业——这或许是他后来为一份教弹吉他的兼职辞职的原因。然而，乐队和酒吧驻唱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感到“消费社会”的“即时满足”，而是让他感到迷茫和没有保障的害怕。现在他的事业小有成就，但另有烦恼：父母从不对他的状态表示支持——他们更希望他能够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工作稳定，结婚生子，这常常弄得家里争执不休。
婚姻年限的推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上海团市委最近一次青年调查显示，上海的男性打算结婚的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女性在27岁左右。调查分析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与父辈们相比具有显然的晚婚倾向，且男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同时，“两性关系已经不能作为‘成年’的标准之一”，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说，“从两性关系判断他们是否‘成年’已经行不通了。现在的年轻人，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接受传统的婚姻关系。”
晚婚的选择似乎与他们对婚姻的某种潜在的悲观有关。20．5％的年轻人选择同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说法，一半以上受调查者反对“爱情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理想主义说辞，还有38．8％总体上对婚外恋持默认宽容的态度。现实生活的磨合加剧了对于爱情的考验，或者说，这种考验降低了传统社会中婚姻“神圣”意味，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未婚同居现象的普遍出现。上海的调查中，34．8％的年轻人表示赞同“婚前性行为会有助于适应未来的婚姻生活”。日渐普遍的未婚同居进一步模糊了婚姻和非婚两性关系的界限。
“没有区别。”经历过长期婚前同居，很多人这样评价结婚前后的区别。对那些经历了同居的年轻人来说，婚姻前后的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他们将决定是否或什么时候迎接下一代的诞生。
晚婚必然带来晚育。计划要孩子的平均年龄在上海是29．7岁，约60％的人认为理想的孩子数量为1个。经济压力太大67．1％成为影响年轻人不愿意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牵扯精力”、“影响工作”、“经济能力有限”以及“影响两人世界”等等原因，使生孩子变得越来越令人畏惧。刚刚结婚的王萍和郑毅正努力偿还买房的贷款。他们还憧憬一起出国攻读研究生，回国后重觅高薪职位。他们达成了至少5年内不考虑生育的默契。
“我们自己几乎还是孩子呢，完全不能想象怎么去为人父母。”27岁的王萍笑着说。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父母的‘枷锁’，他们负责我们的成长、教育、就业，一直操心到结婚为止。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负不起这种责任”，郑毅认为，自己和妻子有更激烈的竞争，也有更多选择和更精彩的生活。
“丁克家庭”几乎是和未婚同居现象同时大量增加的，但前者需要更大的勇气。上海出现了丁克家庭组成的″丁克俱乐部″。很难说这是希望分享两人世界以外的精彩，还是寻找相同价值观念的支撑。他们行事低调，记者的采访遭到了拒绝。
在婚恋这片总体看来禁忌日渐消退的领域，却以近乎滑稽的形式上演着另一种“成年”的悖论。那些拥有“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的年轻人，两性交往能力和时间都在萎缩。他们的父母出于对他们不能“适龄”成婚的焦虑，放弃了“不干涉子女婚姻”的开明父母的形象，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替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媒体上不断出现“代子相亲”的报道。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甚至形成了集贸市场一样的“代子相亲”的场所。父母们将子女的情况做成卡片，彼此交流，有条件相当的人选就交换联系方式，以供子女日后决定是否继续交往。
这似乎是现代生活的压力造成“成年”障碍的例证，但更像是证明了美国学者们的忧虑：有时候，处于“责任的真空”状态的年轻人与其说是“拒绝成年”，不如说他们丧失了“成年的能力”。
“孩子气”的父母
很多家有“成年”子女的上海父母对近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烦恼程度，甚至超出了对青春期子女的担心。一位心情糟糕的家长向杨雄咨询说，孩子把女朋友带回家同住，举止亲昵，这让他十分苦恼。
“还没有结婚就这样？太过分了。”这位父亲诉苦说。然而奇怪的是，这位家长并没有严辞禁止自己的孩子。这似乎才是时代发生变化的真正征兆。千石保就曾激烈批评过日本的父母与子女的交往方式：“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屋子里，有自己专用的电视、电话，开辟出只属于自己一人的空间”，有的家长发现女孩子出现了“援助交际”和出售自己的内衣的荒唐行为，竟因为不愿与孩子发生冲突而佯装不知。在一次日本、德国和美国共同进行的青少年调查中，64．6％的日本父亲对孩子没有命令和管束，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比例高达81．7％和86．4％。千石保认为这使得日本家长的权威扫地，而且整个社会丧失了“必须如何如何”的绝对价值，从而使得日本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社会价值毁于一旦。年轻人不再像从前那样，顺理成章地承担“成年”社会的责任。
而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这种两代之间的怪异关系早已因为“独生子女一代”出现了苗头。当这一代人成长进入职业状态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状况。清华大学博士生吕鹏新近完成的一份题为“他们不再是孩子了”的社会学报告中，一位母亲说到她在工作上屡屡失败的孩子说：
“这孩子不太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从小什么都没让他做过。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
这种抱怨其实在20年内都屡见不鲜。但当已经进入所谓“成年年龄”的年轻人职业失败后，生活上仍完全依靠退休的父母时，才开始引起恐慌。从前认为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将无一例外面对所谓“421”的家庭结构，即两个年轻夫妻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同时还需要养育至少一个子女。但吕鹏认为，现在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三种情况：（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啃老”；（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同时和父母分居；（3）进入结婚年龄甚至晚婚年龄的青年会同居，但不会选择婚姻和子女。
即使独生子女一代进入了婚姻，迎来了下一代。同样身为父母，独生子女一代和他们的父母相比，明显出现了观念形态和行为模式的变化。2004年，上海市社科院进行的“独生父母”的调查分析显示，独生父母的家庭结构以三代同堂为主，隔代抚养非常普遍，近一半的独生父母家庭的儿童是由祖辈照管。在“四二一”的独生父母扩大家庭中，权力最大的并不是年龄最大的家长，而是年龄最小的第二代独生子女。
这些“孩子气的父母”的问题，看来还有传递到下一代的趋势。那些还没有当父母的“孩子气”的年轻人呢？他们的问题现在就亟待解决，却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施佳、胡乐野对此文也有贡献）
流行文化之kidult风潮
“ｋｉｄｕｌｔ”，长不大的成年人。ＮＯ一代过着不婚不生不立的“三不”生活，服饰举止都带着“卡通”倾向。
撰稿／钱亦蕉（记者）
卡通一代
“追看动画片《灌篮高手》时，我24岁，在读研究生，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工作，但他们跟我一样疯狂地迷恋这个片子，有的跟着电视播放看了两三遍，还有的买了碟片收藏。当时这样的行为还遭到某些人的嘲笑，后来随着《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等动漫的风靡，‘成人动画’的概念越来越流行，成年人喜欢动漫也就不足为奇了。”小Ｂ说。她认为7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年期经历了动漫转型的洗礼，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地带着“孩童化”倾向，而80年代出生的一代，几乎从小就受到动漫深刻的影响，是真正的“卡通一代”。
在朱大可与张闳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中，殷罗毕这样解释“卡通一代”：自小以卡通片为主要精神食粮而长大的一代人。现今，他们大都已成为新世纪的一代青年，但在心理和行为上依然带有幼稚化的特质，多少也与他们成长期的卡通背景有关。事实上这批人即使成家立业后仍然是卡通文化的消费者，因此也可称为永远的卡通一代——他们中有多少人也属于ＮＯ一代？
广义的“卡通一代”基本上与国外流行的“ｋｉｄｕｌｔ”概念相仿，很多正是我们所定义的ＮＯ一代。他们过着“三不”（不婚不生不立）生活，服饰举止都带着“卡通”倾向。“卡通”在汉语里，既可以作为名词用，指动画，也可以作形容词，形容动画形象的、幼稚的、童真可爱的。总之，卡通一代，首先与动漫本身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现在，喜爱动漫的人群平均年龄正在增大，据上海炫动卡通频道的收视调查，原先7－14岁是卡通的主要收视群体，如今15－34岁的群体正在成为主导，其中25岁以上的观众也占有不小的比例。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地铁上很多青年人都专心捧着漫画书阅读，这样的情景在中国的都市里也已屡见不鲜。日本“成人卡通”（非指少儿不宜的那种）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多适合成年人观看的动漫，比如《东京爱情故事》、《流星花园》、《头文字Ｄ》，直接培养了成年人的动漫兴趣。而越来越多的“ｋｉｄｕｌｔ”，增加了这方面的需求，使得更多的“成人卡通”消费品得以存在发展。比如，炫动卡通就专门针对白领青年推出了8点档的“追炫白金剧场”，播出搞笑版《Ｑ版三国》，还有唯美的青春偶像动画《云端的日子》等等。频道负责人认为只要培养了卡通收视习惯，年龄并不是问题。
由于对动漫的迷恋，“卡通一代”身上或多或少留下了卡通的痕迹。比如他们会对着蟑螂叫“小强”，说话像蜡笔小新一样瓮声瓮气，包包上吊着各种动漫小饰品，还有，听到“狂晕”的事情，总遗憾自己的脑门上不能出现“一滴汗”。他们的很多言行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动漫人物的色彩，表情特别丰富。“卡通一代”是动漫产品消费的主力军，资深一点的动漫迷平均每月花费在动漫上的钱不下百元，如果算上衍生产品，那就更加惊人。商家闻风而动，更推动促进了这股流行文化的ｋｉｄｕｌｔ风潮。
虚拟世界
“我儿子27岁了，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就蜷缩在电脑前打游戏。刚开始，我想他工作也蛮辛苦的，回来玩玩就玩玩吧。可是后来，我看他除了游戏，什么事都懒得干，而且玩到深更半夜，要影响身体健康的呀。我就让他少打打游戏，他不听我的，关起门来自顾自打。现在他有女朋友了，我想这下好了，他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谁知道，那个女的也喜欢打游戏，双休日两个人也不出门，就窝在家里打电脑游戏。人么，还是像小孩一样，婚么，也不想结，这可怎么办啊！”赵妈妈说起儿子，满心焦急。她实在弄不懂那些电脑里的假的东西，有什么吸引力，就让儿子无法抗拒、深陷其中呢？
除了动漫，喜爱电脑游戏是“卡通一代”的另一个“孩童化”特征。街机、ＧａｍｅＢｏｙ、ＰＣ游戏、网络游戏，席卷整个世界，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游戏一族。与卡通一样，游戏在传统观念中也是小孩子的专利，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还会坚持这个观点。电脑游戏特别是网络游戏的普及，让人们看到了适合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游戏，也让开发商看到了可观的市场。伴随着游戏文化的是游戏厂家的风起云涌。
实际上，目前的ＰＣ游戏和网络游戏，大多数是成人游戏，像ＣＳ、魔兽等等，充满血腥杀戮，都很不适合少年儿童玩。近日，文化部游戏产品内容审查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适合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产品名单，包括盛大网络的“泡泡堂”、“梦幻国度”、“三国豪侠传”，新浪ｉＧａｍｅ推出的″野菜部落″，还有五子棋、中国象棋、围棋等益智休闲游戏。获得首批认可的绿色健康网游总共只有10个，而实际活跃的网游有近百个，可见网游早已成为成年人的游戏。然而，由于游戏本身所携的特征，又让那些沉迷于此的成年人带着“孩童化”倾向，成为“ｋｉｄｕｌｔ”。
卡通与游戏有一个共同特征——虚拟世界。如果一个人不能面对现实，把握自己真实的人生，而沉浸在虚幻的想象世界中，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成熟，真正长大成人。可是，这样的“ｋｉｄｕｌｔ”正越来越多，让厂商们看到了这类消费品流行的希望。
时尚标记
卡通一代的成长（他们正在成为最有时尚消费力的一群），改变了时尚的风向标，他们与商家共同推波助澜，让“ｋｉｄｕｌｔ”风潮在近年来成为时尚标记。
◎ 图书
如果到街上的书店逛一圈，就会发现“青春读物”已成为畅销书柜台的主客了。什么是青春读物呢，它们的故事不是武侠奇幻就是校园爱情，它们的封面一般都是卡通和淡彩，它们的标题一般都有点非同一般。比如《猫的诱惑》、《谁能陪我看烟花》、《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动什么，别动感情》、《那小子真帅》、《你转身，我下楼》、《血薇》等等，数不胜数。它们的读者对象大部分为80年代生的卡通一代，而图书从内容到包装也几乎就是为这批人度身定制的。唯美的配图几乎是这些书的必需品，但过于雷同的题材和包装也会让人无从选择。然而，这些书在卡通一代中确实卖得不错，一些作者被万人追捧，成为青春偶像。
◎ 服装
“ｋｉｄｕｌｔ风潮”在服装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韩系、日系的服装一般都以“卡哇依”（可爱）风格为主流。迪斯尼、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的服装早已不局限于儿童，已有了针对“ｋｉｄｕｌｔ”的设计，一般都比较活泼和运动，比如带米老鼠头像（只是形状）的网球裙等等。迪斯尼甚至还推出了卡通得像玩具一样的“彩妆盒”，特别吸引小女生的喜爱，同样令女性白领动心。
动漫文化也折射到普通的Ｔ恤，玩偶涂鸦和纯真风格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这些服装颜色鲜亮，胸前印着卡通人像和富有童趣的图像，可爱温情的常常会得到女生的青睐，而奇特有趣的往往会吸引男生。最近从韩国流行而来的手绘Ｔ恤，则让卡通一代有了更大的自我发挥的空间。
◎ 饰品
如果说动漫钥匙扣、卡通手机链、动漫人物像章和卡通文具是卡通一代标志性的饰物，不足为奇。那么，各大奢侈品品牌推出的卡通饰品足以显示出“ｋｉｄｕｌｔ”风潮的力量了。想想，当卡通与与珠宝、水晶、绸缎、名表等联系在一起，登上Ｔ台，那将是怎样的美妙景象？
在周大福，《灰姑娘》中的南瓜车、水晶鞋，《阿拉丁》中的神灯，爱冒险的小美人鱼，善良的白雪公主……这些深受人们喜爱的卡通人物被打造成优雅的钻戒、精巧的吊坠。Ｄｉｏｒ推出了甜心家族，共包含大耳狗、泰迪熊及无尾熊三款可爱娃娃。Ｐｒａｄａ的“Ｔｒｉｃｋ”钥匙扣以及机器人图案配件系列更是把卡通时尚带给了优雅的男士们。顶尖品牌ＢＶＬＧＡＲＩ推出了一只米奇老鼠腕表，据说售价5万元人民币。ＬＶ最近还推出了可爱樱桃包（包括皮包和皮夹），吸引了众多“ｋｉｄｕｌｔ女性”。
当你看到几米漫画中的各色“布瓜”成了项链的可爱吊坠，难道你不心动吗？有句话说得好：装嫩不丢人，装嫩是时尚。
终结“单向度青年”
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角色规范和意义结构崩溃了。
年轻人发生了分化。
撰稿／汪 伟（记者）
年轻人在分化
出生于1978年秦天栋是卢湾区一个社工点的负责人，同事的年龄大多比他还小。作为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的青少年社工，他们的职责是把处在社会边缘的社区青少年重新带回正常社会中来。他们通过电话和上门走访的形式，为那些16到25岁之间的社区青少年提供心理、生活和就业方面的服务。
秦天栋和他为数不多的同事服务的对象是惊人的1000多人，其中800人左右闲散在家或通过打零工度日。这些处于无业、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绝大多数学历不高，毕业后与处境同样不好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上午九点多，我们上门走访，有时候工作对象的父母、工作对象和他的女朋友都没有起床。”一个年轻的社工说他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事，“他们也不要吃好，吃饱就行，在网吧上网，通宵只要7块钱，生活成本不高。”
这种工作需要难得的耐心。脱离主流社会体系的年轻人问题，让全世界都市社会都头疼不已。但社会学家可能对年轻的社工本人和他们的工作方式同样感兴趣。社工在工作中扮演了倾听、劝导和抚慰的角色。但实际上，被劝导和抚慰的对象很多与其年龄相仿，因此，这样的情景并非过去常见的同龄朋友之间互相倾诉心声——对社会学家来说，这些年龄接近的年轻人，触目地处在某种社会功能的两端上：一端是成熟、有经验、代表着“成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另一端却显得幼稚、缺乏自控、远离了“成年社会”的价值标准。后者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看来，可能是中国大城市里“成年”社会价值观发生划时代逆转的前兆。
过度角色化
这种逆转看来的确有迹可循。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所谓“青年”的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模糊不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说，百年来，中国社会历来对“青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如果“青年”不愿意承担这种期待，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回报就可能特别多。1949年，中国社会认为50年来年轻人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这一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青年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的口号，是中国对那些实现了社会期待的“青年”所给予的最高政治回报。然而，陈映芳认为，作为一个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向社会索要的权利和欲求，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满足。
“当初‘五四青年’获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时，社会认可的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青年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职责，年轻人自己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权利和需要，像恋爱自由，社会从来没有好好地加以认可。”陈映芳说，而此后，“五四青年”一路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再到1949年的“革命青年”，中国“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称呼中对青年的单向度角色期待却一直不变。
在这种单向度的角色期待下，“青年”角色最终“过度角色化”了。“‘过度角色化’是指青年扮演社会所期待的角色，其他方面的社会化内容受到挤压甚至被耽误。”陈映芳说。
她曾将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杂志里面专题讨论的主题列成一张表，发现其中实际都在讨论“什么是‘革命青年’”的问题。凡是表示质疑、不解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弹，统统被作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否定甚至惩罚。
“文革结束后，中国近百年来的‘青年’角色类别出现了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当时，‘抢救这一代年轻人’成了不少人和组织的头等大事。种种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比如崇洋迷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陈映芳说，“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的，年轻人不愿承担“青年”这个角色的时候，摩擦如此剧烈，以致他们喊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
然而，1980年代的亲历者认为当时的气氛并非都是关于角色承担的摩擦。一位1986届的大学生回忆说，“青年”在她读书的那个时代仍然是最光彩照人，富有理想、正义感的形象，并常常感动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式的口号。她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丧失了这种热情和襟怀，令人担忧。
在社会学上，她的感觉可以归结为：一种“青年”的角色规范和意义结构崩溃了。
千石保的预言
千石保在《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一书中，考察过日本社会和年轻人的逆转。“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日本人的理念是追求西化、追求现代化，追赶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那时的伦理是努力、忍耐、自我牺牲等。简言之就是‘认真’”， 千石保说，“认真”这一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支撑着日本人二战后从“三种神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到后来的“3Ｃ”（空调、彩电、汽车）的生活追求，在30年“猛烈”（意指拼命工作）的生活态度下，忍耐了30年产业社会各种事务性工作的枯燥和无聊，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然而，1997年千石保到中国大学作报告时说，“忍耐”的价值观在日本已经土崩瓦解。“‘人不该忍耐’是隐藏于日本青年内心深处的价值观。青年人不想忍耐，只想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尽可能回避眼前的困难。”当中国的听众对此表示困惑不解，千石保警告说，随着中国走向富裕，10年后青年中同样会出现“认真的崩溃”。
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的年轻人还只是感受到了相对意义上的富足：上海最普通的家庭，短短10年内都普及了常见的家用电器（当然，发达国家为此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时间已经证明了千石保预言准确。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从日本留学归来，一方面惊诧于中国似乎并无深深困扰日本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一方面感到学无所用的苦恼。然而，她转治城市化问题数年之后突然发现，不愿成年的“成年人”在她生活的上海突然泛滥成灾，只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一部分年轻一代‘成年’时间越来越晚，逃避成年的责任和价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同龄人和成千上万的外地青年还带着中产生活的梦想，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目标”，陈映芳说。
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中产生活”，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成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怀着“中产生活梦想”的青年，仿佛在重演经济快速上升时期的日本人的价值观——“认真”、“忍耐”、“猛烈”。学者们期待这能够推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构筑起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将其视为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另外一些年轻人同时又在重演另一种价值观——“消解认真”、“不再忍耐”。那是日本社会从产业社会转型到消费社会后的价值形态。
看不到终点的青春期
1990年代“青年”价值的崩溃，首先可能是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的转向：从梁启超时代开始，百年来高度政治化的“青年”角色期待，到1990年代以后突然变成了对经济的和愉悦生活能力的期待。虽然高考主导的教育体制一度使升学变成了对青少年的角色期待——这使得199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面临着“孝子贤孙”和“革命青年”一样过度的角色化过程——但多少地，因为高校扩招和大学生就业难，这一期待现在已经略有缓解。1980年代留学生被要求出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回来报效祖国，一去不回的人因为逃离这个“青年”角色，让中国社会感到愤怒。而1990年代年轻人如果出国留学不回来，他内心不会很痛苦，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制度上的制裁或道义上的谴责。到21世纪，大量的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就抱定了回国就业的念头——但这可能和国人对“青年”的角色期待无关，而只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的一个表征。
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统计，日文与中文学习现在都越来越受到美国学生的欢迎，然而学习这两种语言的原因却很不同。2005年学习中文的原因或许和15年前美国人学习日文的热情差不多，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文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帮助。学习日文却是为了能看懂日本的动画片。
日本发生经济衰退后，人们不再认为日本的公司管理和经营模式是唯一高效的标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电器进入世界各国的日本漫画和动画片，仍保留了独一无二的吸引力。陈映芳认为，日本流行文化风行世界，和世界性的青年“孩童化”倾向有关。
“想撒娇，扮天真，希望你温柔一点——中国的‘哈日族’们的这种表现，并不是真正心仪日本风情，而是不愿放弃他们体验中的孩童世界”。陈映芳说，“ 日本的青年文化中，‘可爱’是服饰最基本的时尚符号，也是青春偶像的共通的特征，而这本是小孩子希望从大人那儿听到的一句赞美之词。”
“青年”们告别过度角色期望，拒绝从前的“青年”价值而趋向保守甚至冷淡，在亚洲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中似乎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教授克劳斯·胡勒曼说，过去的7年中，在自我确定、生活享受和创造性这些德国青年曾与他们的父母观点一致的后物质化价值，如今有所淡化并转而倾向于他们的祖父母的价值：勤奋、安全和秩序。而在日本，成人社会抱怨青年对任何事物都不反抗，毫无从前青年意气相投、高谈阔论的朝气。这些身体好、有风度、性格温顺的年轻人不要升学、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资，也不要社会地位的现象，以及常常发生的残酷刑事案件，尤其让日本社会忧心忡忡。
中国的青年似乎折衷了德国和日本现今的“青年价值”。过度的角色化期待1990年代开始转变后，虽然上海这样的都市里出现了价值虚化后的“青年”价值空洞，但陈映芳说，还没有完成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中国，有过早进入成年社会的童工，另一方面存在着“不愿成年”现象；同样是低学历青年，城市年轻人的择业力求时尚，外来青年正从事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第二产业，而高学历人群在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留在校园。这些发达国家在几十年里依次出现的现象，同时出现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使所谓“青年价值”、“青年角色”、“青年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年轻人发生了分化。分化的门槛就是那个工业化社会的“成年礼”——它既意味着“个人奋斗”的价值认同，使一些年轻人看到了从前没有的实现梦想的机会，它也意味着上班族刻板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成家立业”这个方面，靠拢了中国最传统的道德文化。最终，有一些年轻人决定，拒绝或者尽量延长这个“成年礼”的到来。
尽管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复杂而且敏感，但相关研究既缺乏注意也缺乏经费。千石保曾因为进行了日本和美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比较调查研究轰动一时，但克劳斯·胡勒曼现在抱怨，欧洲范围内的可比性调查太少。而曾与千石保合作进行中日青少年对比调查的何培忠说，苦于经费不足，他现在无力进行青少年问卷调查。不管怎么样，学者比公众更加焦急。陈映芳在马家爵事件中看到了“过度角色化”的苦果。而实际上，这个事件马上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日本一些著名的青少年罪案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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