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巴彦汗生化实验场调查
6月26日，经过国内历史、考古、军事等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测量后认定，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汗地区有一处面积近110平方公里的侵华日军生化武器实验场，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大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毒气实验场遗迹。
物证在一次次寻找与考证中不断丰富，任何对历史的狡辩都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巴彦汗的有力证据再一次将侵华日军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芳草下的罪恶
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系统研究后证实：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而巴彦汗生化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撰稿／李泽旭（记者）
夏日的内蒙古鄂温克草原到处弥漫着青草与野花的芬芳，汽车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车窗两旁不时闪现一群群悠闲吃草的牛羊。
6月26日，当本刊记者跟随由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专家组成的考察组，驱车赶往距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东南30公里的鄂温克草原深处的巴彦汗时，沿途的草原风光令人感觉似画中游，这里与战争毫不沾边。
巴彦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行政区域内，处于巴彦汗山（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最高山”）西部。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其中，日本关东军所属的731部队、100部队及516部队曾多次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细菌、毒气实验，并在诺门罕战争中实施了细菌和毒气战。而巴彦汗生化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中国专家的调查
车行约半个多小时后，平坦的草地上出现了三五个均匀排成一线的直径约1米大小的坑。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呼伦贝尔市的侵华日军细菌毒气战研究学者徐占江告诉记者，我们已经进入了侵华日军巴彦汗生化实验场，那些小坑就是日军实验时留下的炮弹坑，由于草原上雨水冲刷较弱，这些炮弹坑以及其他实验场遗迹在60年后还都保存较完整。
再走出五六分钟的车程，一条长百余米、由数十个长方形大坑组成的壕沟展现在记者面前。接下来的走走停停中，各种各样的坑、壕不断出现，许多地方集中连片，有的仅能容下一人，有的能开进一辆汽车……专家组在现场还发现了一处壁厚60厘米，四面有射击孔及出入口的混凝土碉堡残迹。
此行的专家组组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告诉记者，自2000年以来，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便将此实验场的调查与研究列入重点课题，不断加大调查与研究的力度，多次派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所所长金成民等研究人员前往考察。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也陆续前来巴彦汗生化实验场考察。日本的战场遗迹学学者菊池实、伊藤厚史和学者远藤纪子及中国日本问题著名学者步平先生等都曾来此地考察研究。2004年9月，徐占江率领的由呼伦贝尔军分区、呼伦贝尔市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会、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考察组分三次考察了巴彦汗毒气实验场。
专家组经过考察、分析和鉴定，最终认定：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二战期间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生化实验场遗迹。目前已探查的范围内有土筑遗构千余处，分布在近11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由于实验场位于草原深处，无人为损坏及当地植被良好，而没有被风沙埋没。根据生化武器实验的需要，日军在实验场构筑了型制各异的工事。这些工事主要有堑壕、交通壕、汽车和坦克掩蔽部、单兵坑、指挥所、大小牲畜及小动物坑等20余种。比较集中分布的遗迹群有6处，其中西南部多为单兵坑、交通壕及部分堑壕；在北部、西北多为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和其他型制的大坑；在东北部是一片较大连片的堑壕、交通壕、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单兵掩体等；在东南高地，则是一个单独的连片实验工事，有多种型制。
日本学者的考证
这个实验场是不是侵华日军所遗留下来的呢？
对此，伊藤厚史等日本学者早在2000年对巴彦汗考察后就给予了定论。
日本学者在巴彦汗调查测绘结果发现6种类型遗迹。伊藤厚史等日本学者考证，根据测定来看，从形态上讲，相似于日本陆军野战阵地的掩体和掩护壕，实际上是野战演习用实验场，可以认定Ｃ、Ｄ型（研究者以Ａ－Ｆ区分6类遗迹）是马用掩护壕和车辆用掩护壕。参考当时的日本关东军阵地图，这个阵地决不是用于实战的野战阵地，是模拟掩体、掩护壕。
对于在这里进行实验的原因，伊藤厚史等认为是因为这个地区是草原地带，是以当时的苏联为作战假想敌的实验场。
伊藤厚史等回到日本后找到日本陆军省在1943年制定的工事建筑标准，再次认定位于巴彦汗地区的遗迹同“标准”中规定的工事形状制式是一致的。
中国知情人证言
由于日军的实验极为机密，加上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极少的几个中国知情人多已辞世，目前已知的一位名叫阿必德的老人因年事已高无法接受采访。
即使如此，记者还是从阿必德10年前的证言中了解到了部分情况。
阿必德1920年出生，1940年在当时的海拉尔车站当售票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政协副秘书长。
他在证言中叙述：海拉尔建市那年（1940年），就听说有个代号叫“五四三”的日军部队。当时我在海拉尔车站当售票员，经常接触这支部队的军属人员，他们都穿着文职服装，不是从日本或者从哈尔滨来，就是回到日本或者返回哈尔滨去。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省级、将军以上的官职人员才有资格乘坐一等车厢。这个部队最高官衔是少佐级军官，但他们来来往往不但都乘一等车厢，而且都持四折车票，因此我断定他们可不是一般部队的人员。
“五四三”部队的军医有时候他们和从哈尔滨来的人一起坐着大汽车到海拉尔北部和东南的大草原去，几天后才返回，不知道他们搞些什么活动。1941年秋季，从巴彦汗来了一个蒙古族人，他向我透露一件秘密事儿：1940年冬季，有一伙日本军人去了巴彦汗。巴彦汗位于海拉尔市东南30公里，那里有一座山包，山南是日军的要塞碉堡工事，山北是一片大约36平方公里的开阔地。日军把蒙古牧民赶跑，在开阔地四周用草绳子圈上，隔不远就插一面小红旗，并布上岗哨，不准中国人靠近。据说从海拉尔接来一条电缆线，日本人在开阔地里挖了不少1．8米直径的大坑，把用汽车运去的人安置在每个大坑里。接着日本人既投细菌，又施放毒瓦斯弹。1941年春雪开化后，一遇到西北风，巴彦汗的牧民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大家知道日本人在那里放了毒，谁也不敢到那里去放牧。到了秋天，刺鼻的气味消失了，牧民们借放牧的机会到那里看，发现有日本人留下的铁器、木头等一些东西，人们不敢出没，但还能闻到特殊的气味，刺激得人们直流泪。有的牧民在那里转悠，一不小心就掉进伪装的大坑里。就在这年，巴彦汗地区的许多牲畜都发生了瘟疫，有的接触实验场的人受到毒气感染。
关于这段证言，本刊记者在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博士松野诚也于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军的毒气武器》一书中得到了证实（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译）：
1940年9月在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平原，（日军）用30吨的“茶剂”在数分钟内一齐释放进行实验，“确认了茶剂的流动效力距离，即2公里以内实验动物全部毙死，4公里以内马匹也毙死”，“实验动物”（特指人）全部死亡（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本邦化学兵器技术史》）。这是一场假定在国境阵地内对远东苏联军队作战时用氢氰酸毒气将其歼灭，从而使日本军（关东军）一鼓作气突入苏联境内的战争实验。
更为直接的证言来自一位日本老兵的文章——《满洲雪原上的恐怖的化学战》。
“11月，我和岩田接到命令，要我们到海拉尔参加一个月的毒气演习。”
“演习的第一晚，园部中尉在帐篷里对我们说：‘这次演习是毒气演习，以检验毒气在极寒地带的效果。演习结束后，即使你们回到新京（长春），也绝对不许向别人讲这件事。我们气象队的任务是检验在什么样的气象状态下毒气的效果发挥得最好。因为天气特别冷，一定要注意不要冻伤。’听说在华北的山西，日本军队已经使用了催泪性的毒气。所以一旦日本同苏联开战，当然要使用毒气。研究在极寒地带使用毒气的方法，恐怕是关东军的重要任务吧。”
“作为这次毒气演习所利用的实验材料，除了人以外，还有通信鸽和军马。演习的第一天，前往距离帐篷村数公里的雪原，进行催泪毒气的实验。……催泪毒气罐高约20厘米、直经约10厘米的，由士兵将其与风向成90度角排成一列，长达1公里。排列好了以后，用电线把罐的导火索联接上，各种准备完成后，中队长一声令下，按电键通电后点燃了导火索，一排火花闪烁，发出‘咝咝’的声音。不一会，火花消失了，随即黑烟在1公里的沿线升起，毒气罐开始放射毒气。一两秒后，黑烟越来越浓厚，像波涛一样翻滚，黑烟的前端像云层一样有细细的白色的边缘。……尽管戴了防毒面具，但是我们的鼻子立刻嗅到了强烈的化学物质的气味，‘哎呀不得了太呛了’我们都拼命地向前跑，想冲出毒气区，但是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出来，在黑黑的浓烟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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