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8日,在新四军第六师的战史上是悲壮的一天。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六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罗忠毅和16旅政委廖海涛先后壮烈牺牲。
16岁的周金海和500余名战友们打退了日伪军近4000人的疯狂进攻,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在长荡湖边的戴家桥阻击追击的敌人,入夜后在老乡的带领下,夜行50里路,胜利安全大转移。
占领坟头 共打退敌人5次进攻
“我当时是新四军48团二营一连机枪班战士,只有16岁。”周金海自豪地说,机枪班承担着扫清敌人障碍,攻取阵地的重要任务,是连队刺向敌人的一把尖刀。但整个机枪班里也只有2挺机枪,每挺机枪配备3名战士。
11月27日深夜,情报员赶到旅部报告,说鬼子正待命出发,准备向南扫荡,扬言要向溧阳城和别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攻。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通知加强警戒,作好战斗准备。日伪军近4000人在通过国民党军的驻扎地时,根本没有动过一枪一炮,直直逼向当时只有500余人的旅部驻扎地。
28日凌晨不到4点,周金海和战友们正在整队跑步、操练,这时突然两声“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传来。“手榴弹是我军侦察员用以报告敌情的信号,听声音,敌人已经到了离我们不到两里远的地方。”
手榴弹炸响后,日军近4000人就集中所有的火力朝着我军驻扎的地方进攻,战斗打响了。“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敌人的炮弹呼啸着在村庄里炸响,多半房屋已成火海一片,烟云凝聚久久不散。连长马上命令我们占领村旁的高地,阻击敌人的进攻。”所谓的高地,不过是一个丘陵状的小山包,周金海紧靠着一座坟墓,朝着山下的敌人瞄准射击,手榴弹不时在敌群中炸开,身旁的战友架起机枪“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地射击。
“上午10点左右,5次,我清楚地记得是5次,我们打退了敌人5次进攻,身旁的一名战友英勇牺牲了,鲜血染红了军装,他是负责给机枪手装弹匣的,即使牺牲了,他的手中也还紧紧地拽着子弹匣不放……”周金海顿了顿,这才继续说:“他一倒下,另一名战友很快就替补上他的位置,机枪一直没有停歇过,朝着敌人射击。”
汉奸劝降 被战友瞄准一枪击毙
周金海和一部分战友驻守高地,而特务连则在罗忠毅的带领下分头抗敌。特务连边打边退,最后退守到一幢砖砌成的、较牢固的大房子内。周金海和特务连相隔不到两百米,却不能相互援救。敌人的骑兵一冲到房子10米以内的距离,就被大房子里的机枪和手榴弹给打得人仰马翻,步兵也不敢靠前。但小钢炮却以更猛烈的炮火向大房子轰击。周金海和高地上的战友们都为大房子里的战友们捏了一把汗。
眼见久攻不下,炮火暂时停了下来,一个汉奸站在远处一块大石头上朝着大房子里叫喊:“你们快投降吧,皇军优待,不杀俘虏……”“呸———”周金海朝着汉奸吐了一口唾沫。“啪”一声枪响,汉奸的话还没喊完,就被大房子内的战友瞄准一枪毙命,倒了下去。“打得好,这个不要脸的孬种!”周金海听得周围战士一片叫好声。随后战斗又一次打响,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
班长操刀 带全部战士冲出包围
从凌晨4点到下午4点,整整12个小时过去了,战士们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一直坚持战斗着。但最关键的是,子弹也所剩不多了。这时,老班长告诉战士们,一定要保证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宁愿牺牲,也不做亡国奴。战士们同仇敌忾,情绪仍然非常高涨。
“我们的老班长,我现在都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我记得住他满脸的大麻子,30多岁,在我们这些10多岁的小战士面前,既是班长,更是大哥、甚至是父亲。”班长虽然早已不在了,可那一脸的大麻子,却深深烙在周金海的心上,至死不忘。“平时粮食不够,班长总是自己不吃,剩下来留给我们吃,他背地里总跟炊事班的战友说,我们这群孩子正是长个儿的时候,需要多吃点饭。”
司号员在下午4点多时吹响了突围冲锋号,班长把我们集中在一块时,简单而有力地吼了一句话:“跟在我身后!”说完,便端起刺刀,冲下山去。班长左突右冲,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渐渐把战友们都带出了包围圈。冲出重围后的机枪班一清点人数,只少了在高地上牺牲的一名战士,其余的一个不少,都活生生地站在班长面前。
旅长牺牲 特务连最后只剩3人
旅部特务连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排以上干部都是三年游击战争过来的老战士,是跟随罗忠毅旅长多年的号称“打不死”的连队。说到这,周金海有些激动了:“可就是这样一只队伍,在这场战斗中只剩下3个人。100多号人呀,就只剩下3个……”周金海沉重地伸出右手的3个指头说道。
大房子内的特务连比周金海先突出重围,但其遇到的困难比周金海所在部队多得多,战况更为惨烈。庄稼地里、小河岸边,都是我军战士和敌人抱打在一起的遗体,有的鬼子脑壳被枪托给砸碎了,有的鬼子的耳朵、鼻子被我军战士给咬掉了,尸体横七竖八,血肉模糊。
“后来汇合时,特务连中一名颈部被砍了一刀、鲜血直流的战士和另两名战友冲了出来。见到我们时顾不得伤痛,禁不住大声哭了起来:旅长牺牲了,政委也牺牲了。”
夜行50里 从日军哨兵眼底突围
突围后的苏南党政军机关和当地老百姓1000多人,撤退到长荡湖附近的戴家桥地带休整。趁敌人还没赶到,军中战士开始清点弹药,准备继续战斗。“我把全身上下都摸遍了,加上枪里的子弹,一共只剩7颗,手榴弹也没了。”此时天已近傍晚,整个部队从凌晨到现在都还没有吃过一口饭。
这时,一位白胡子的老乡神色紧张地跑来,朝着部队喊道:日本人就在1里地远的地方,大家要小心呀。部队立即又进入战备,大家都埋伏好,向着前面瞄准。行军锅里刚煮熟的米饭,也没有来得及吃。
部队命人拆除了过河的唯一一座木桥———戴家桥,而桥下的河虽不太大,也足有20多米宽,一人多深。
不多时,日军大部队就追到河边,利用小炮火力攻击,骑兵妄想渡河而过。但敌人的骑兵一冲到河边就被我军的机枪打翻掉进河中,推行到桥头的敌人也被我们军一枪一个地击毙。“敌人没有桥,也没有渡船,不可能立即攻过来,我们就展开了打靶比赛,看谁打得准,打的敌人多。”周金海开心地说道:“我们班的王小保同志,3枪打死了3个敌人,没有浪费一颗子弹。我用2颗子弹,打死一个鬼子和一条敌人的狼狗。”敌人死伤惨重,但仍进攻不止,一直持续到天黑。
天黑以后,敌人就停止了进攻,从河边撤退了。趁此空隙,部队一路急行军,夜行50里,从日军临时驻扎的村庄边,在日军哨兵的眼皮底下,越过桥梁,穿过田野,安全突出包围,转移到敌军侧后;次日晚向西到达溧水地区,脱离险境。本报记者 唐国利 /文图
周金海
1925年生于江苏常州,10岁时被父母接到上海做童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亲眼目睹“八百壮士”坚守四行,深受教育。
1940年,回到农村老家后的周金海参加了新四军坚持抗战。
1943年在战斗中负伤,被移交到地方,一直作扩军宣传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后,分配到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后至重庆。
1954年,到重庆万盛矿区工作,1987年退休。
如今,八旬老人自画海报宣传抗日,有时候自己还动手编诗词,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那段民族抗击侵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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