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黑太阳731
1988年，《黑太阳731》在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描述了代号为731的日本秘密部队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的残暴罪行。新西兰奥塔古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的聂精保博士当年在湖南中医学院礼堂观看了这部影片。接下来的好几个晚上，他都在不停地做噩梦。影片中关于冻伤实验的恐怖画面，至今仍然铭刻在他的脑海之中。
在联合早报网上，一篇文章对影片中的冻伤实验场景有如下回忆：“在哈尔滨郊外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下，一位中国妇女被捆绑着，双手裸露，几个日本兵不停地用瓢舀起冰水，浇在这位妇女手上。十几个小时后，这双手冻得硬硬的，上面盖了一层冰。回到室内，日本人命令妇女把手浸泡在温水中，直到双手软软地垂下来。忽然，一个日本人使劲一捋，妇女双手的皮肉像脱手套一样被脱了下来，整个肘部以上顿时变成残留极少数肉丝的森森白骨。妇女把双手(如果还称得上是手)的白骨举成戳向半空的姿势，呆呆地看着，忽然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当时电影院中观众们发出的尖叫和惊呼，令人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黑太阳731》反映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制造出种种医学暴行的，也不仅仅是731部队(相关报道见本报7 月7日特刊《极罪：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上周五，在北京举行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日本战时对中国人体实验”分会场，新西兰奥塔古大学的聂精保、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土屋贵志等学者将这段历史称为“被遗忘的医学暴行”——被加害者抵赖、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视的暴行。
据聂精保介绍，1932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制定了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包括哈尔滨附近平房的731部队、长春的100部队、北京的1855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广州和香港的“波”字8604 部队、海拉尔的2646部队，以及新加坡的9420部队。
这些打着“防疫给水”幌子的计划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座座的“死亡工厂”。细菌武器制造中的人体实验，则被日军生物战的主要头目、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称之为“机密中的机密”。数以千计的人在“死亡工厂”里面被摧残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和朝鲜人，可能还有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日本医生的实验中，这些受害者不过是一个个被称为“原木”的实验材料，从来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除了冻伤实验以外，日本医生还对他们进行活体解剖、高压电击、感染疫病等各种极度野蛮的人体实验。
此外，从浙江的宁波到湖南的常德，日军还在中国一些城镇与乡村实施细菌战，成千上万的平民因此丧生。这些史实是无法回避的。
被忽视的伦理视角
当年观看影片《黑太阳731》的时候，聂精保和很多人一样，将包括日本军医在内的日本军人视为“鬼子”——这些军医不过是一群禽兽，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不是“我们的同类”。他那时没有想到一个最自然不过的问题：为什么本应治病救人的医生，却制造出了医学暴行？
199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学习医学人类学的聂精保随同一些中国学者拜访乔治敦大学肯尼迪伦理研究所。土屋贵志刚好在那里做访问学者，和中国学者们见面时，他郑重其事地就日本医生半个多世纪前的医学暴行进行道歉。土屋贵志的举动触动了聂精保。此后，他也加入了土屋贵志等学者的行列，投身于日本战时医学暴行的伦理研究，“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有责任研究这段历史”。
聂精保说，提起日本战时的医学暴行，中国人往往以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的这一重大事件，主要被用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人们的反应也往往表现为情感的宣泄。直到21世纪初，在中国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对日本医生暴行进行深入系统伦理研究的中文成果，“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医学院校都是一门必修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多达数十种，然而这些教材对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讨论，大多数教材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
不仅如此，聂精保觉得自己有些孤独，因为国内几乎没有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研究，而他和土屋贵志等人最近撰写了一篇题为《侵华日军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的文章，投到国内某杂志却被拒绝。后来经过删减，文章才终于发表在今年6月号的《医学与哲学》杂志。
他们为什么会参与
那么，这些日本医生为什么会制造出东方版本的“纳粹医学暴行”呢？土屋贵志分析说，人们通常会对当时的种族歧视、反共思潮等因素进行谴责，但除了这些，实际上还存在其他因素。首先，当时军国主义的力量极为强大，日本医生深信，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和天皇，做什么事情都是合理的；其次，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军事统治非常残暴，石井手下的那些医生或许已经习惯了粗暴地对待外国人；第三，这些暴行都是秘密进行的，研究人员往往因此忘记了医学伦理的约束。
大部分进行人体实验的医生，都是日本军方临时招募的日本国内一些主要医学院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他们为什么会参与呢？
土屋贵志认为，首先，他们如果拒绝与军方合作，会被视为叛国者，当时被征召入伍的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学生汤浅坚就回忆说，学生们都在传说去中国可能要参加活体解剖，但“既然已经成为一名军医，我知道自己无法回避”；此外，日本的医学院校很讲究权威与等级观念，研究人员如果拒绝执行资深教授的指示，可能会失去工作，而那些教授们为了得到足够的研究设备，与石井达成协议，答应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去部队；还有，石井的实验室当时非常“先进”和“豪华”，731部队的年度预算相当于现在的8300万美元之多，研究者的报酬和待遇也相当可观；最后，石井的实验室提供了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观察各种病人和各种不同疾病的机会，这种研究价值被视为不可估量。
在聂精保看来，为了研究这段历史对当今医学与伦理学的意义，我们必须改变简单地将那些日本研究人员视为“非同类”的思维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的医学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只是被卷进了反人类的非常罪行之中，“当我们视那些日本医生为‘非人’、鬼子和恶魔时，我们却在以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也就是将某些人视为非人。将所有的人，不管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对等视为我们的同类，有助于防止类似的人为悲剧再次发生”。
在今年6月《医学与哲学》的那篇文章中，聂精保等人还写道：“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日本医生的非人道实验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例子。这不仅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
“从历史来看，如果没有当时在日本社会和医学界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是不可能发生的”，聂精保说，“为了维护伦理道德，医学应时常对民族主义和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所作的各种主张加以审视。这样的教训一点都不新，但问题是人类是否会真正吸取这个教训呢？”
被遗忘的暴行
与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相比，日本医生所犯下的医学暴行更加令人发指。但是，聂精保说，“那些犯下医学暴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远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恰恰相反，靠着在“死亡工厂”进行的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那些日本医生中的许多人在战后平步青云，担任高级研究员或管理官员的职务。
例如，曾经在731部队主持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先后当上京都医学院院长和神户女子大学校长，并被授予日本的最高荣誉之一：三级新星勋章。石井的得力助手内藤良一后来成为绿十字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在1980年代暴出著名的“ 绿十字丑闻”：约500人因为输了绿十字公司的受污染血液而死于艾滋病，至今仍有许多感染者在等待死神的降临。
纳粹医生在纽伦堡受到了审判，那些日本医生却逃脱了东京远东国际法庭的制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与日本达成了肮脏交易：赦免石井及相关人员，以换取他们在实验中获得的资料。
“美国政府应该为此道歉。”聂精保说。他刚向《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提交了一篇有关美国掩盖日本战时医学暴行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中，他呼吁美国政府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正式道歉，并且考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目前，像聂精保这样要求美国道歉的声音非常微弱，他希望这样的声音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并希望美国的道歉能够促使日本直面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技术伦理委员会副委员长、来自韩国的宋相庸教授也说：“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德国和日本的那些罪犯？美国政府有责任作出回答。” (本文图片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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