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主笔 吴金勇

　　□实习记者 高健 王明明

　　范旭东：用实业挑战侵略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浴血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当天，天津塘沽的一个工厂里，许多职工正用大把的刷子，从桶里蘸上石灰水，拼命地刷去“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它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化工实业帝国中的一员，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行占领。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工的奠基人，麾下不仅有当时中国第一座精盐厂，还开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以及远东第一化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1914年，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范旭东，开始实践自己实业救国的志向。他先后在国内建立了多家工厂，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职业经理人李烛尘（解放后曾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和技术专家侯德榜（“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人，解放后曾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

　　此后，范旭东的事业蓬勃发展。1926年，永利碱厂开业8年后，其生产的“红三角”牌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轰动世界。

　　1937年，范旭东又获得了一个胜利，他在南京兴建的永利硫酸厂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硫酸铵不仅能生产化肥，还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因此，该厂的重要性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利明告诉《商务周刊》。

　　但就在这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身上。“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开入天津塘沽港。

　　“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李烛尘）就开始接管天津的事务，组织工厂后撤内迁。”现居住在天津的李明智对《商务周刊》说。范旭东与李烛尘是世交和合作伙伴，范主要负责久大和永利企业的资金筹集和产品推销，而企业的生产及对外事务多由李操办。

　　国难当头。“当时远在香港的范旭东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电告当时留驻在天津的我的祖父，‘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李明智说。

　　反抗强盗逻辑

　　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和他的化工厂，能够生产重要的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自然是日本人眼中迫切想占为己有的“蛋糕”。

　　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把久大、永利厂包围。李烛尘按照范旭东的要求，指派员工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部分图纸资料则秘密保存，以为到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

　　随后，李烛尘又派人以复查测绘为名进入塘沽永利碱厂，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拆散处理掉石灰窑顶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二是拆除当时属最新技术的蒸馏塔上的温度传感器；三是拆毁碳化塔的部分管线。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在当年的8月底由碱厂职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在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的重要财富。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起初还有所顾忌，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拜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企图与永利合作经营。李烛尘避而不谈。碰壁的刀根找来过去与永利有过一段合作关系的日本三菱公司，由三菱公司出面向李烛尘提出，他们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投资，由两家合办永利。

　　“侵略者的伎俩，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祖父眼里都是露骨的强盗逻辑。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李明智说。但三菱公司的代表仍纠缠不休，李烛尘搬出永利碱厂的章程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我个人是无权更改公司章程的。”

　　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之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与此同时，永利碱厂过去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华行的总经理吉勒理，也派其华人董事孙仲立多次找到范旭东和李烛尘，建议把永利制碱厂改为中英合办。卜内门公司愿意用在日本银行的存款30万银元做抵押，作为合作的前期投股。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利明说：“卜内门公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一方面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资金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另一方面，趁此机会将其资本加入永利，准备在战后作为永利碱厂合作的依据。”范旭东、李烛尘对此建议也都予以拒绝。

　　日本军部再也耐不住性子。1937年12月9日，日方代表刀根拿着预先拟好的将碱厂交给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李烛尘忍无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怒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

　　第二天，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刀根及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进入厂内。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手中。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

　　位于南京的永利厂同样没能逃脱日军的侵害。

　　“如果毁坏了永利厂,就等于毁了半个南京城。”这是毛泽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下的保全命令。永利南京硫酸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抗战初期，作为永利团体的重要公司——永利南京硫酸厂就已能生产大量当时极为匮乏的化工产品。刚竣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厂改生产化肥为生产硝酸铵，赶制炸药，以供应军需。

　　然而，“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蔓延到上海，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日本深知永利南京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一再要求合作。但范旭东和厂子的领导层发下誓言：“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厂。

　　在沪宁战争进入最危险的时候，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

　　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只有抛开商人的身份，才可以明白范旭东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副所长对《商务周刊》说，“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坚决要求拆迁，拒绝支敌。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不是逃难，是创业”

　　损失巨大的搬迁，严重匮乏的资金，交通辗转难行，人员拉家带口，这诸多困境没有让范旭东屈服。他决定首先打破“逃难”的心理，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

　　1937年末，范旭东派人去湖南和四川两地勘察厂址。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当时四川产盐，制碱工业选址四川；湖南化工原料比较丰富，决定在此新设硫酸厂。但日军继续推进，国土连续沦陷，战事告急之下，湖南建厂无望，范旭东将硫酸厂也设在四川“新塘沽”——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河的老龙坝，积极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

　　在四川恢复永利后，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答应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1939年12月30日才定下合同。为了恢复生产，永利从美国购买碱厂器材，但运输异常困难。器材从美国运往四川，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滇缅铁路，从越南海防直达昆明；二是用火车，从海防到同登，再用汽车接运，经广西、贵州到四川。

　　然而，1940年，法国在越南崩溃，永利未运出的机件还约有500吨，为日军拦截而去。永利进口的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难行的滇缅线内运。当时由官办经营运输的机构难以为永利服务，在此情况下，范旭东抱定自力更生的决心，于当年9月亲赴美国，购置福特牌载重汽车200辆，又转赴缅甸首都仰光进行运输准备。但是等汽车运到，已经是1941年的秋季，这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被围困香港，直到1942年3月才绕道回至重庆。“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的缅甸仰光已经失守，永利购买设备历经千辛万苦，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除了设备之外，迁到四川的永利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的是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的苏尔维制碱法，而在四川只能使用昂贵的井盐，只有研究出符合井盐的制碱法才能生存下去。

　　战火弥漫，颠沛流离的动乱年代，范旭东没有气馁，他派侯德榜远赴美国进行新的制碱方法的研究，并在国内成立相应的研究试验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侯德榜终于不负众望，研究出新的制碱法。1941年3月，范旭东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虽然历经千难万阻，在大后方，永利也只能说是经营惨淡。最艰苦时候，经济困窘几乎将永利川厂压垮，甚至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每三口人发一块银元的零花钱。范旭东和他的永利仍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质。

　　李明智介绍说：“当年范旭东和我祖父后撤内迁到四川，虽然经营的很不顺利，但我祖父从未对当年的内迁后悔过，认为那是完全值得的。”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逝世，终年62岁，让他安心的是，他终于看到了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特地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表示悼念，他后来多次强调，在近代中国，讲实业，不能忘记搞化工的范旭东。

　　荣家：世道变，商道不变

　　抗战开始，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不外逃、不内迁，静观其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袭上海。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在沪的150余家兵工厂、机械制造厂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内迁至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而更多的轻工企业则在观望等待着，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颇有影响的荣家。

　　荣家是指以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的资本为中心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初创于1896年。至1931年，荣家企业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21个，即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和申新一至九厂。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及之后上海、无锡的相继陷落，使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据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 Spainter, Ltd.）所做的恢复旧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仅申一、八两厂损失的固定资产就高达383万元法币、1009英镑及1961美元，间接物资损失134万元法币，两者合计超过了500万元。

　　尽管如此，经再三筹思之后，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还是决定分别坐镇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战争中的发展

　　在战争中，损失是可视的，而机遇却是无形的。“对荣氏兄弟来说，选择留驻上海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借战争赚取企业利润的考虑。”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家族企业的潘必胜博士对记者说。而事实也是如此，“战争”在此前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直都是荣家企业集团发展大事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词语。

　　据《荣氏家族》记载：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的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打响，这使得“茂新”积压烟台的21万包面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茂新”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由此打开。

　　1914年秋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即使在抗战中，早期蒙受了巨大损失的荣家企业也在短暂的“孤岛繁荣”，化不利为有利，为荣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这不能不说荣家具备着敏锐的商业眼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向《商务周刊》介绍，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因此，当时留在租界内的荣家企业赚了不少钱。

　　据本刊查找到的申新九厂会计部门职工龚储英1959年1月的访问记录显示：1938—1940年，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需要纱布“极为殷切”，所以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那段时间是上海纱厂界高速发展期。

　　主营面粉业的荣家“福新”系同样在“孤岛”时期迎来短暂的高速发展期。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著的《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以福新二、七厂为例，两厂在1937年共亏损了32万元法币，1938年时已成功扭亏为盈；一年后盈利额已高达21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此外，《荣家企业史料》还显示，荣家用赚来的钱先后开办了广新银公司、大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申二、九两厂利用银行贷款，大量购囤外国产棉花。1942年5月，荣家在汪伪政府币制改革之际，以仅相当于7936两黄金的款额，还清了荣家企业所欠在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

　　日军占领，企业经营依旧

　　在战争中生存仅有商人的精明是不够的，荣氏兄弟很明白这一点。1920年 “申新”三厂的筹建工作遇到困难时，荣德生就曾感慨：“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可是不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

　　在租界内，荣家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申新二厂与美国企业订立租赁及经营合同，申新九厂改用外商名义，而申新三厂和茂新股东在上海创设的丰台公司则是向美国注册。

　　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二、九厂“归为国营”，企图侵吞这两家在“孤岛繁荣”中利润丰厚的荣家企业。据《荣氏家庭》描述，正是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以1937年底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作为维护其大规模企业所依靠的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类似日军成立的“大道政府”（即伪上海市政府），带有“维持会”的性质。参加这样一个组织，作为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及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的荣宗敬考虑的是：“上海目下事实上已无政府，在此种情况下，人民当果敢大胆，作减少痛苦之举。”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荣宗敬还曾向《大陆报》记者指出，上海市民协会与“大道政府”毫无关系，并无政治性质。他希望在这个新组织成立后，荣家“及其余在华界拥有工厂之实业家得重理旧业”。

　　然而上海舆论并不这样看。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上海市民协会”是非法的，是汉奸走狗的假名活动组织。几天后，作为上海市民协会主席团委员的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家中的天井“被人投入了一颗手榴弹”……

　　1938年1月4日，荣宗敬与长子溥仁离开上海，从水路启程赴港。月余后的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终年65岁。

　　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

　　荣宗敬去世后，经过荣德生几个月的过渡，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最终由荣溥仁继承。

　　尽管在1938—1941年的“孤岛”时期，在租界的荣家企业盈利颇丰，但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美英均已敌对的日本侵略军终于无所顾忌地进入上海租界，开始大肆掠夺。

　　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在日军掠夺之下，在上海的企业除去“申二”、“申九”两厂虎口余生外，其他各厂“基本上都不在荣氏的名下”，“申五”、“申七”和“申三”被日军委托的日商强行经营，“申六”被强占。日本军方还将“福三”、“福六”、“福一”交给了日商三兴面粉公司经营，并将厂名分别改为“三兴”一、二厂和四厂。在无锡的“茂二”则由日商华友制粉公司据为己有，并改名为华友大新面粉厂；“茂新”一、三厂在激战中被毁……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但荣家企业对于抗战胜利的贡献并不在于赚取了多少利润或是保留多少企业资产在名下，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中国社科院研究近代工商业的一位研究员评价道，“那么一个大型民族企业集团决定留驻大陆，这种鼓舞不是能用利润和资产来衡量的。”

　　政府入川，汉口企业拆迁

　　抗战期间，还有一小部分的荣家企业迁往了内地。这就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据1939年8月20日“申四”、“福五”重庆厂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报告：1938年8月，“申四”、“福五”厂开始由汉迁运。翌年1月20日和5月1日，“申四”、“福五”重庆厂先后建成开工。

　　其实，对于“申四”、“福五”的内迁，包括荣德生在内的上海各股东以及武汉当地的部分股东都是反对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蒋介石政府所能够给予的投资办厂环境的不信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兴隆说。

　　《荣氏家族》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对荣家在上海和无锡的工厂下达查封令。最终以荣宗敬为首的联纱会认购了南京国民政府的50万元“二五库券”，才让蒋介石收回了查封令。

　　追随国民政府迁厂入川，意味着要接受蒋介石的统制经济政策，再加上西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当时甚至有‘宁弃之江中，不愿迁之于川’的说法，”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主持内迁的李国伟也受到了荣家的责难。

　　在荣氏家族内部还在争论之时，蒋介石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政府下达指令：荣氏在武汉的厂子必须要拆。宋美玲还为此亲自去过厂里，表示“如果不拆就毁掉”。无奈之下，荣家最终同意将“申四”、“福五”厂拆迁入川。

　　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福五”厂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荣家企业史料》称：“以‘申四’为例，‘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

　　“申四”的账表资料显示：1939—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

　　内迁企业获利的充实，使它们能够在大后方建立起一整套工业生产配套企业。1939—1945年间，“申四”、“福五”共在内地迁建了11个企业单位。其中，作为“申四”内迁的重点之一的宝鸡厂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俱佳，1939—1942年的短短几年间，纱锭数量从2000个增加到20000个。

　　潘必胜认为，荣家内迁企业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些内迁或迁建企业在为荣家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当地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着先进工业生产技能和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才，这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资产赴拉美发展之外，荣家企业继续留在大陆生产经营。毛泽东对荣家也评价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族中，荣家是第一户。”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时局如何，荣家都能坚持生产和发展。”潘必胜如此理解荣德生的“天道变，世道不变”。

　　吴作孚：指挥“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二战时有过多次的大规模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的，只有在中国，一位民营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大撤退

　　1938年秋末，一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湖北宜昌进行，负责运输的就是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

　　1925年10月，时年32岁的重庆人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花8000元购买了一艘小轮船，创立了以航运为主要业务的民生公司。那以前，他参加过同盟会，从事过反清保路运动和五四运动，做过师范学校校长和报社记者、主编。

　　由于经营得法，民生公司在成立之后，规模便迅速扩大。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1937年底，卢作孚到武汉不久，国民政府改组。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卢作孚的次子、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说，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失，迁出的工厂不及10％。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即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国纪写到：“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民生公司的任务开始了”

　　1938年秋，武汉也危在旦夕。

　　10月上旬，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我的父亲设法拒绝了这个命令，”卢国纪在书中写道，“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

　　卢作孚的抗命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指挥这场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早在1937年8月，当卢作孚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时，他就已经给民生公司职工发去了电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时候，卢作孚再次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大撤退60多年后，央视的《记忆》曾评价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卢作孚采取的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主任赵晓玲向《商务周刊》介绍说，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和物资，卢作孚还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用以运载轻型物资。

　　1938年12月，经过20多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了40天之后，宜昌大撤退结束。“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量。”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研究员赵晓铃对本刊说：“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赵晓玲说：“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但是，整个撤退任务并没有结束。”赵晓铃补充道。1939年9月和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湘桂兵工厂和宜昌分别抢运了5000吨和1.6万吨器材到后方。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各类物资，仅兵工器材即达16余万吨，航空油弹器材3.35万吨，共计19.6万吨。

　　关于抗战非常时期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赵晓铃指出，卢作孚始终重视的都是努力实现公司的宗旨，他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不仅如此，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运费，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每吨只收60—80元，这样的运价，只相当平时的1/10。

　　据说，卢作孚曾经向民生员工们提出的口号：“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1940年6月，宜昌失守。敌机开始对重庆的疯狂轰炸。由于宜昌抢运的成功，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设施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1941年8月22日，民生公司“民俗”轮从巴东运送伤病官兵及旅客入川，轮船驶至巫山青石洞，忽遇敌机7架。一番俯冲、扫射后，船被炸沉，250人死亡。

　　在包括宜昌大撤退在内的抗战初期抢运中，民生公司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根据民生公司研究室的资料：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公司总共被炸船舶69艘，厂房2间，栈房1间，办公室13间，码头1座，损失总计价值法币42多亿元。”此外，民生公司还损失了价值3390英镑、1670.2港元、3789.4美元和82451.9缅币（均为当时价值）的五金器材。

　　1941年9月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民生公司有30艘轮船抗战有功受到嘉奖。

　　战需运输与北碚实验

　　抗战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组织救亡而已。

　　宜昌大撤退后，大后方的水陆运输面临着缺乏柴油和滇渝线没有公路两大困难。“柴油缺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的父亲已预见到这一点，并决定建造一批烧煤的船，以代替烧油的船。”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道。从1938年末开始，还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的卢作孚便组织包括民生公司员工在内的大规模人力，开展改造轮船的工作。

　　滇渝线事关抗战必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输送的关键问题。通过精心选择，卢作孚决定在四川东部和南部修建两条水陆联运线。据卢国纪讲，那两条水陆联运线是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两条极为重要的运输线，也是支撑抗日战争的两条生命线。

　　1940年7月，卢作孚受命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并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采用著名的运粮“几何计划”，解决了棘手的战时大后方粮食运输问题。

　　在抗战时期，重庆北碚因迁入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学校和大批居民而被称为“陪都中的陪都”，这里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齐全，该地区文风很盛，民众教育活跃。而此前，卢作孚实际上一直在这里进行社会改革实验。他一贯的观点是：“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193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卢作孚为使北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创办了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新的教育事业——兼善中学、新的工矿事业——三峡染织工厂和天府煤矿公司，以及新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

　　待到强敌压境之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名专家学者荟萃北碚，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在北碚写成或出版，重庆北碚成了一块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的“民主的特区”。

　　抗战之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在官僚资本的压制下，依然坚持发展，并将其远洋航线延展到东南亚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在卢作孚组织下，民生公司18艘海外轮船先后回归祖国。而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标志着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据说，对卢作孚，毛泽东也有一个赞语：“搞交通运输，不要忘记卢作孚。”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卢作孚，这位抗战前长江上游最大民营企业的创办者、抗战中“中国工业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缔造者，因遭诋毁拉拢腐蚀国家干部，愤而在重庆家中自杀。

　　卢作孚的孙子，现任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卢铿回忆说：“（祖父的去世）在我的所有的记忆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祖父的一份遗物，上面写到：‘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建成花园一样’，其他的，我没看到半个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