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2岁的老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一个日军“731细菌部队”劳工的幸存者，一段令人心酸的记忆，其中更包含着令人流涕的感人故事。1945年8月14日是左宪良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和30几个劳工钻过铁丝网，越过壕沟，一起跑了5天5夜，终于逃离了劳工生涯，逃出了“731细菌部队”的营地。而其他上万名劳工却永远留在了“731部队”的万人坑里。2003年9月14日，在锦州北一里左宪良的家里，他几乎是一字一泪地向记者讲述了那61天的魔窟生涯———1945年8月19日，是我从“731部队”劳工营逃跑回到家的日子，跑了5天5夜的我又累又饿，几乎就要昏倒了。刚跑到村子边，同村的一个人看到我，把我扶到了家。当时母亲都不敢认我了。“孩儿你‘脱相’了，”之后我们抱头痛哭，我和母亲的眼泪一滴滴地落下……

　　我的家在黑龙江延寿县朝阳村，1922年7月22日我就出生在那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大人们说日本鬼子进县城了，那时我还小，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村里来了一些穿黄军装、黄靴子的人，肩上都扛着长枪，枪头都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大人告诉小孩子，“那些人就是日本鬼子，离他们远点。”

　　1937年我16岁了，那时日本人实行无偿征召劳工的“勤劳奉公制”，规定16岁以上的男子必须担任劳役义务。母亲在日伪“国事调查”时，给我瞒了2岁，就这样我躲过了一劫。但我父亲却要像村里的其他成年人一样去做劳工。父亲当了3次劳工，挨了3次打。到了1939年，我“16岁”了，怕父亲再挨打，就把父亲的那份工接了过来，这样我就得出两份工了，一年的时间就要有半年被抓去当劳工。

　　1945年6月9日，我正在田间干活，突然接到“区公所”派人传来的命令：“区长（指伪区长）有令，指派你出劳工，去国境线服劳役，没有期限，不去的要抓起来服牢役。”在伪满时期，谁家要是接到这样的通知，就等于闻到死讯，因为凡是去“国境线”当劳工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我和弟妹、爹妈抱头痛哭了一夜。第二天，母亲把亲友凑的20块钱缝进我夹袄的腋部，把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到我手里。一起去的还有同村的倪河，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哭着将我俩送出5公里，那场面就像送亲人出殡一样。

　　上了火车后，乘务人员让大家把窗帘都拉上，充当日本鬼子的走狗的乘警警告说：“不许扒窗帘往外看，谁看就打死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