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受了校长长达五年的性骚扰”，昨日下午，巴南区某小学教师小南走进重庆富国律师事务所，她要和律师为起诉学校校长古玉文做最后准备。她打算以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为由起诉，要求校长给予1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下周一，她将向巴南区法院递交诉状。

　　“初次谈话就动手动脚”

　　小南，26岁，幼师毕业，1999年夏天到巴南区某小学幼儿园任教。“刚到学校报到，古玉文校长就拉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南老师，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小南说，这以后，她不敢主动去找古校长。

　　小南说，随后几年，她时常受到古校长言语和动作上的侵犯。“2001年起，古校长时常给我发送一些黄色短信，‘我需要你’、‘好吧，好想吻吻你！好吗’、‘不能使你动情是俺今生最大的悲哀’等，最多时一天要发二、三十条，”小南说，这些短信给她造成极大困扰，“但为了工作，我不敢顶撞他。我每年都提出调动工作的事情，古校长不同意。”

　　被骚扰的不止一个

　　“2004年，我发现自己还有好些‘难友’。”小南说。那是2004年5月，她和隔壁寝室的老师去租影碟，无意中说到了学校的一些现象，“我们说出了各自的秘密。原来她也是被骚扰对象之一。我们几乎可以异口同声说出古校长发给我们的信息。并商定把古校长发的信息保留好，想办法互相帮助，不让古校长得逞。”

　　小南告诉记者，“2004年11月，古校长带我们三个女老师到杨五全牛火锅吃饭，他不谈工作，只要我们陪他喝酒……他在我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轮流对我们进行言语引诱，同时动手动脚。我们都不敢得罪他，就只有一个人被他动手动脚时，另外两个马上去解围……”

　　检举至今没有回复

　　“隐瞒了近5年的事最终还是被家人发现了。”小南说，今年6月28日，丈夫无意间发现了古校长发给她的短信。“震怒之余，我们给古校长打电话，警告他以后别这样做了，古校长根本不当一回事儿……”7月初，小南把署有真实姓名的控告、检举书交到上级主管部门，“其中还附有我所知的其他被骚扰的同事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负责人说要调查，但至今没有回复。”小南说，这期间，传闻四起，有人认为我有问题，有人说同事间发短信算不了什么，很正常，不能算性骚扰。而被她视为同盟的“难友”，在她实名检举后态度各异，“她们大多数否认自己受过骚扰。”

　　“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再来打扰我，”昨下午，检举书中提到的一名女教师接到记者电话后，匆匆挂断；另一名女教师，则称“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校长家人：没有这回事

　　按照小南提供的电话，记者昨下午多次联系古校长。手机一直无人接听。发短信提出采访要求，未得回复。电话打到校长家，“他不在，”接电话的人自我介绍是古校长女儿，她拒绝透露古校长行踪及回家时间。对于小南所投诉的性骚扰事件，“那都是一面之词，没有这些事，教委的调查结果明天就出来了，”古校长女儿告诉我们，全家都为此事气愤不已。 （小南、古玉文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姜莹 记者 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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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骚扰写入立法草案

　　今年6月26日，性骚扰首次写入中国立法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中，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目前，全国6起性骚扰案件，受害者均以“侵害名誉权”为由与骚扰者对簿公堂，但因证据不足，打赢官司的只有1起。

　　领导与性骚扰

　　巴南区小学教师小南终于要起诉校长长达五年的性骚扰了（见本报今日1版）。一个属下要告翻领导谈何容易，况且又是性骚扰。我担心，小南一提交诉状，会面临漫长的“诉讼骚扰”。
    其实，小南的遭遇一点不新鲜，甚至很俗套。权力哪只是权力，它更多的是控制、支配和占有。小南不正是在这种控制中被一次接一次骚扰的吗？而小南作为属下（在西方，人们更愿意称为“贱民”），她其实并没有说话的权利，她的声音太弱小，难以被人听见。就像文中所说，同事们都劝小南算了，发短信是很正常的事，这表明无人愿意为小南作证，他们一致的看法不断掩盖着小南的声音，否定小南所说的话。真理或者真相不是话语，也不是证据，就像法国著名哲学家福科早为我们指出的，真理总是权力的产物，权力天然具有生产真理的能力。

　　小南现在要起诉，相当于她人生的一次解放。虽然，法律已经为这种解放奠定了合法性（国家对性骚扰立法），但是，小南要对抗的不是一种普通的身体侵犯行为，而是高于她之上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是那个让人讨厌的校长在骚扰小南，而是权力在骚扰她。这样看来，性骚扰一旦与领导挂钩就麻烦了，由此我们担心小南后面的路。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