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长高强

　　先是安徽泗县“问题疫苗”事件，再是最近的四川资阳猪瘟，接着是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医改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继两年前的“非典”危机后，高强和他掌管的卫生部，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卫生部部长高强最近的日子面临挑战。

　　先是安徽泗县甲肝疫苗接种时出了问题，造成了大面积的学生恐慌，举国关注，总理过问；接着，四川资阳又出了“怪病”——人感染猪链球菌，死亡3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干预，温总理批示。

　　7月28日，在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趋于稳定，发病、死亡人数减少之后，高强奔赴“前线”检查工作。

　　媒体报道说，他脸色凝重，下车后就回避了在场所有媒体记者的提问，径直走进了前线应急指挥部听取汇报……

　　这是从吴仪副总理手中接过卫生部长一职三个月后——4月27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刚上任不久，公共卫生领域开始不断出现举国关注的“事件”，这是高强所想不到的。

　　三个月前，评论人士认为，吴仪副总理将兼任的卫生部部长一职“交班”，表明因“非典”突发而一度陷入应急状态的中国卫生工作，已恢复至常规运转状态。

　　现在，频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似乎又开始拉响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警报。

　　在安徽泗县疫苗事件中，高强明确指出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存在违规之处；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事件中，高强称农村地区的应急防疫方面确有薄弱之处，农业、卫生等部门要密切配合，把这次的疫情尽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同时，高强强调，要坚持公开、透明、准确、及时的原则，向社会公布最新疫情。

　　和两年前——“非典”时期的话语如出一辙！

　　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将毫无准备的高强，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此前，他从事了几十年与卫生毫不相干的财政工作，被朱镕基总理称为财政部“坚强”的源头(编者注：财政部当时有另一名司长名为高坚，朱镕基笑称财政部很“坚强”)。

　　受命于危机关头

　　2003年4月的北京，“非典”肆虐，人心惶惶。

　　定于4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通报被延迟到20日。

　　20日，原定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为主角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没有出现。一张陌生的面孔映入众多记者的眼帘，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

　　这是高强第一次以卫生部官员的名义现身，也是他走入公众视野的开始。

　　时隔两年之后，回忆起当年新闻发布会的一幕，一位老记者仍然感叹时局的无常。他告诉本刊记者，4月20日那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他早早就赶去了，当时台上桌牌写的是张文康。但是，临到发布会正式召开的时候，工作人员急匆匆赶来，把张文康的名字换为了高强。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时，就有许多敏感的记者议论开了。”这位老记者说，4月初的时候，高强的身份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4月6日下午还曾陪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同卫生部领导成员和部分著名医学专家进行座谈。

　　历史的许多细节就是在如此不经意间定格。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强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宣布：“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确诊病人是37人，现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

　　同时，相对于张文康“北京是安全的”的论断，高强告诉媒体，“在北京是不是安全，由大家自己来判断”。

　　这个微妙的变化很快就显出它的实质意义。当天下午，新华社获授权发布消息：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4月26日，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此后，“非典”防治开始发力。

　　然而，40天后的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让在卫生部立足未稳、从未有过独当一面经历的高强遇到了一次“尴尬”。

　　在2003年5月30日的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高强表示，他不认同张文康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免职的说法，前几天还专门去看望了张文康，和他就今后加强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张文康同志4月初在这儿宣布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想不是有意的隐瞒疫情，而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渠道不畅，难以掌握到准确的数字。”高强说。

　　在时隔两周后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高强又称，实践证明中央对张文康的处理是正确的，从“我在前两次新闻发布会所披露出来的、中国卫生工作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就能够品味出张文康工作中的失误”。

　　“让一个正部级的领导人在公众面前硬生生地改变自己的论调，在中国，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位知情人士说。然而，高强做到了。

　　重塑形象

　　或许，上述的“尴尬”经历让高强领略到了媒体的威力。在随后的日子里，高强开始致力于提高自己以及卫生部的形象。

　　2004年除夕夜，高强带领着一干卫生部、北京市的领导，专程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向节日坚守岗位的医生护士献上鲜花，表达问候。

　　2004年2月，禽流感盛行，为了消除普通民众对于食用家禽的恐惧，高强特意在媒体面前吃鸡。

　　带领着几个副部长，领着一大批记者，高强夹起鸡腿咬了一口，说：“我已经多年没吃过鸡肉了，牛羊肉等也很少沾。今天之所以‘有所突破’是想告诉公众，因为禽流感就拒绝吃鸡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科学的。”

　　他认真地告诉周围的记者：“不仅鸡，鸭、鹅、鸽子等所有禽类的肉我 都不吃”。原因是“夫人生肖属鸡，自从结婚后，就再也不吃鸡了”。

　　通过媒体的宣传，“高强吃鸡”的故事开始在民众中流传。

　　艾滋病的传播流行，是中国卫生事业的最大隐患。2003年8月，高强率领一干人马远赴云南实地考察调研艾滋病防治状况。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高强等一行人又走在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外泥泞的小路上，实地探访丁友明等艾滋病患者家庭。

　　在2005年春节卫生部和媒体的联谊会上，高强的话很受记者们欢迎：“请各位记者朋友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我们存在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评——而且我还特别看重大家揭露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出人意料地向政协委员作了一回“检讨”。

　　原来，去年政协会全体医卫界委员联名提案，提议借鉴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的成功经验，成立中央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国务院卫生工作领导小组。但一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一些委员表示不理解。

　　“老实讲，我办事不力，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像样的方案报国务院。”高强的言辞很恳切。他表示，自己也非常赞同大家的意见，但卫生工作毕竟牵涉到诸多部委，部际间的协调效率和落实问题很难，加之又不想搞一个不疼不痒的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大家要批评的话，就批评我办事不力、效率不高。今后大家有意见还要尽管提，提得更具体、更明确，要求得更强烈一点，推动卫生工作的进步……”结果，台下委员们掌声一片。

　　“身不由己”

　　公众面前，高强开明、成熟、稳健，不过，在天津一中的师生眼中，年过花甲的高强可是一位事业有为而且很念旧情的老校友。

　　天津一中的一位老师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天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河北省的省会，后来迁到石家庄，但是一些干部子弟则留在了天津读书，高强是其中之一。那时的高强默默无闻，除了本班同学知道有这么个人之外，同年级同学很少有人了解他。后来高强做了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知道他的同学才逐渐多了起来。

　　“高强那时学习不错，后来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对母校很有感情。”这位老师说。

　　一个例子是，2004年7月29日，趁着开会间隙，高强回到母校天津一中座谈。此前，2002年7月，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他也曾回母校参观。

　　这位老师还告诉记者，高强回母校的时候，平时工作中从不吸烟的他破例抽起了香烟，脱离了正式工作束缚的他显得很随意。

　　“我是来寻根问祖的，不是视察来的。两年一别母校飞速发展，母校的发展和变化令我振奋！”高强说，“廖晓琪校友(现商务部副部长)和廖晓军校友(现财政部副部长)总回学校么，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啊！”

　　确实，很多时候高强“身不由己”。一位常年跑卫生部门的记者告诉本刊，如果不是2003年那场“非典”，按照副部级干部60岁退休的惯例，从财政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或许已经退休。

　　当时，卫生部在张文康被免职前，已有5位副部长、1个中纪委驻部纪检组长，而挑选卫生工作的外行人高强坐镇卫生部，有着双重考虑：其一是，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曾经帮助吴仪实地调查过北京的“非典”情况，对真相比较了解；其二就是财政部出身的高强(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有助于他协调各部门力挽狂澜，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

　　于是，“身不由己”的高强，仕途开始转弯。

　　执政难题

　　“非典”大考催生了“官员问责”，也让亲身经历此事、财政系统起家的高强重新反思以往的卫生工作和卫生体制。

　　“非典”结束的当年，高强就大声疾呼，公共卫生涉及全国人民的健康权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要增加卫生投入，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接任卫生部长没几天，在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医院具有公益性质，收费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全国有45%以上的患者应该就诊而未去就诊，有近30%的患者应该住院而未去住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过高。如果这45%和30%的患者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医院的收入会减少吗？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考虑。”

　　今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发表了“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生吞活剥”的言论。同时表示，卫生部将就如何整治药价虚高拿出详尽的办法。

　　安徽泗县问题疫苗事件中，该县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为了牟利，未经县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批准，私自与学校联系，组织数名乡村医生为该镇17个村19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接种了甲肝疫苗。结果导致一名学生死亡，几百名学生出现异常反应，轻者头晕、胸闷、四肢乏力，重者呼吸困难、四肢麻木。

　　事后查明，该防保所有6名工作人员，财政只给其中4个人每月发150元钱。于是，在生存与利益刺激下，防保所从不具疫苗经营资格的贩子手中按每支4.5元的价格购进甲肝疫苗，向每名学生收取25元接种费，学校获取每支1元的提成，达成了“利益联盟”。

　　卫生部将该事件定性为“违规集体接种甲肝疫苗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专家指出，流通体制的漏洞和相关监管措施的乏力，导致地下疫苗非法交易愈演愈烈，从而触发了这场人为的悲剧。

　　在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事件中，从6月24日发现第一例“怪病”，到死亡高峰的7月23日，短短一个月时间，死亡数高达30多人。媒体披露，尽管7月20日资阳就向全市发出了通报，禁止宰杀食用病死家畜，但由于干部执行不力，在此期间依然有人因吃病猪肉染病。

　　7月29日高强说：“我发现基层防疫有薄弱环节，14日省市接到报告后，反应快，从24日到今天29日工作很有成效，但14日以前，其实农村基层有了这个病，但基层没有人发现。”

　　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机制，是高强执掌卫生部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观察家们也指出，在中国，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仍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而且普通民众“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同时，一位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高强涉足卫生工作仅两年多时间，在卫生行业这样一个崇尚专业背景的系统里，他的权威以及新政的施行尚待时日。

　　从常务副部长迈上了部长的台阶，开始主政一部，高强任重而道远。

　　高强简介

　　河北盐山人，1944年8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1967年参加工作，197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经济师。历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处长、副厅长，财政部财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2001年7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3年4月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2005年4月27日任卫生部部长。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