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的今天
8月6日
■1937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1938年毛泽东、张闻天等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
■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西安“八办”的历史变迁
■1936年七贤庄一号院挂出“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诊所”的铜招牌，设立了中共秘密联络站。
■1937年1月，七贤庄门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其真实身份是红军办事处。
■1937年8月25日，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设立办事处，西安七贤庄一号院第三次改名，牌子换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
■1937年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七贤庄一号再次更换牌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1946年8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对西安办事处采取了“驱逐”的政策，限时撤销。
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生存，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求与全国一切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负起抗日救亡的任务。
经过长期的努力，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了。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输送进步青年，为陕甘宁边区采购、转运战争物资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从1936年到1946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走过了10年的光辉历程，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陕西省政府北门正对着一条小街，叫北新街。沿街再往里走不足五百米，眼睛被一排青砖建筑吸引，十间院落外观相同，全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从西向东依次是一号院、二号院，一直到十号院。这就是有名的“七贤庄”，自1936年至1946年的十年间，这里先后是我党设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从七贤庄走上新革命道路
1937年深冬，一场大雪过后，整个西安城银装素裹。西安事变带给这个城市的震动还未平息，民众的抗日情绪还处于高潮，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抗日救亡的标语。这时，北大街上行走着一个行色匆匆的青年，十几天的路途颠簸，让他已经很疲倦，而当他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前方不远，身体的疲劳顿时消失，他加快了步伐，三步并作两步，向一个叫做七贤庄的地方赶去。
这名青年叫谭冰，四川巴中人，14岁时参加红军。1936年11月，他随红军西路军一起西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战斗中，虽经浴血奋战，但因势单力薄最终失败，几乎全军覆没。他被俘后逃了出来，曾一度流浪街头。后来他知道了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以去延安，于是，谭冰怀着找到革命队伍的迫切心情从兰州出发，一路历尽艰辛，终于在一个大雪初霁的冬日上午，看到了西安高大的古城墙。一进城门，他就直奔着七贤庄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来。
七贤庄的大门口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小院里，人来人往都充满热情。有一位战士把谭冰领到院内的接待室，他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后来又有人带他去吃饭。那是一顿热气腾腾的饭食，吃得谭冰心里暖洋洋的，当办事处处长伍云甫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为办事处工作时，谭冰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之后，他作为一名警卫班战士，在七贤庄度过了将近9年的岁月，也见证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段烽火岁月的战斗历程。
德国人诊所成红军联络站
早在1936年春天，当七贤庄10套院刚刚建成不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用了200块银元作押金，租下了一号院，并以冯海伯牙科诊所为掩护，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诊所的主人冯海伯是位德国人，因为是犹太人，受到法西斯分子迫害而流亡到中国。当时，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受周恩来的指示，想在西安建立一处交通站，以便采买物资，解决陕北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和通讯器材。于是刘鼎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认识了在上海行医的冯海伯，并邀请他来西安开医院，掩护红军联络站。
后冯海伯和刘鼎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转悠寻觅，看了几处房子后，最后认为新落成的七贤庄是最合适的地方：房子气派有威势，地方又不在繁华闹市，并且距离火车站近，便于物资转运。很快，七贤庄一号院挂出了“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诊所”的铜招牌，前院的一排房子就作为了诊疗室。冯海伯开业后，张学良来此看过牙，东北军、西北军的将校和地方士绅，也络绎不绝地前来看牙，一时间，这个以行医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后在西安事变中，冯海伯不幸被流弹射中牺牲。
接送四千多西路军士兵归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鉴于国内形势及蒋介石的政策发生的转变，1937年1月，周恩来派李克农前往潼关，与顾祝同会谈，商议关于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之事宜。会谈结果上报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1月底，七贤庄门外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其真实身份是红军办事处。
1937年2月初，周恩来迁出张公馆，搬到了七贤庄一号院。在这里，他与叶剑英一起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周恩来曾三次会见东北军政训处处长卢广德，要求他广泛接近干部，做稳定军心的工作。周恩来还接见东北军的军官们，并指挥大家一起唱《松花江上》，勉励大家团结
抗战。从2月一直到7月，周恩来从七贤庄一号院出发，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统计，经办事处回到革命队伍的西路军有四千多人。红军北上抗日后，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几乎都被破坏，逐步恢复的党组织及党员寻找党中央，不论是来人还是写报告，都要到西安七贤庄联系，在此期间，由红军联络处送往延安的党员就有七百多人。
输送爱国进步青年去延安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设立办事处，西安七贤庄一号院第三次改名，牌子换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同年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七贤庄一号再次更换牌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由于西安的特殊位置，抗日战争开始后，办事处自然成为了连接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管辖区的桥梁。
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于国共合作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办事处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处长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学生。
1938年4月，抗大派来了柏克、鲁明，陕公派来了张涛，安吴堡青训班也派了人来，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党中央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各地青年去延安的工作。当时，很多青年流亡到西安后，食宿路费都成了问题，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扩充了一处招待所解决这些人的生活住宿，并且对没有路费的青年学生给予补助，女青年还给予乘车的便利。正如办事处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延安学生总数将近万余，差不多完全经过西安输送。”
在特务的迫害下坚持工作
因为办事处的特殊作用，西安的国民党顽固派将之视为了眼中钉，并且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围困和迫害。1940年11月，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成立了特务组，专门对办事处进行监视和跟梢。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对办事处实行经济封锁，不允许任何商人和办事处做生意，“若检查出有人卖东西给八路军应以资敌论罪”。国民党还安排特务在办事处周围布置监视哨，凡是出入办事处的人员，几乎都要被特务跟踪。1941年，白水建华洋灰（水泥）厂西安售货员边某经人介绍把水泥卖给八路军办事处，被监视组特务发觉。特务侦查到边某的住处后，向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作了报告，谷正鼎当即命令西安特联组行动股长李翰庭秘密将边某逮捕，关押在西安特联组看守所里。后来经过审查边某确实不是共产党，关了两个月后，才于夜间秘密释放，并警告边某不得再与八路军办事处做生意。
更有甚者，国民党特务还不惜以阴毒手段，对办事处人员进行迫害。一次，水夫杨忠义在为办事处送水时，一个穿便衣的特务给了他一包毒药，让他投放到送办事处的水桶里，并威胁他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干掉他。后为安全，大家决定在办事处打一口井。可是打出的井水却是咸的，办事处的同志风趣地说：“这下做饭可以少放盐了。”
在最困难的时期，为了穿衣，办事处买来缝纫机，工作人员拆了旧衣服自己比画着做，办事处内还办起了小商店、理发室，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作，为维护西安的统一战线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妙语智斗胡宗南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1939年冬到1943年7月，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西安也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据点。194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大做文章，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为此，蒋介石电告刚任第八战区副司令的胡宗南，要他趁此机会袭击延安。胡宗南接令后就开始调兵遣将，把驻守在山西黄河东岸的两个军调过河西包围陕甘宁边区，还在边区境内挖起战时工事。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等一百多人分乘六辆大卡车北上延安，行至宝鸡时，接到中央来电，周恩来先赶到西安七贤庄，按照毛泽东电示，与胡宗南交涉，制止他攻占延安的企图。
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邀请周恩来参加在小雁塔举行的招待酒会。第二天，周恩来带了办事处的两名警卫如约前往，两名警卫一个就是谭冰，另一个叫李思明，出发前，周恩来嘱咐他们要提高警惕，少喝酒为妙。
从七贤庄到小雁塔，谭冰一路都保持着紧张状态。席间，周恩来向胡宗南询问情况，当问及胡宗南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是否欲对边区发动进攻时，胡宗南马上矢口否认。面对胡宗南的虚伪，周恩来针锋相对，举杯对所有参加宴会的官员和夫人朗声说道：“我看到朱德总司令给胡长官的电告，说胡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胡长官说这都是谣传，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我向胡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上一杯酒，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说完，周恩来首先一饮而尽，胡宗南和所有作陪的人也都跟着干了杯。
酒会期间，谭冰滴酒未沾，一直为周恩来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回办事处的路上，听周恩来讲席间的一些细节，谭冰这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随大伙一起开怀大笑。之后，周恩来智斗胡宗南，妙语制止其对边区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经过，在西安传为佳话。
完成历史使命“八办”撤销
1946年8月，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西安办事处采取了“驱逐”的政策，限令时间让其撤销。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答应了护送办事处人员安全回延安，但要求办事处交出所有的武器弹药。周子健处长决定，将能用的武器扔进院内的水井里，把手榴弹挖坑掩埋，只留下几支步枪以作应付。
1946年9月10日下午，办事处做好了撤退前的全部工作。他们把不能带走的文件档案用水泡烂后倒入渗水井，把面粉等日用品转送给在西安的地下党，而要带回延安的东西已经打点捆扎在一起。他们还把挂在门口的“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仔仔细细擦了一遍，挂得端端正正。晚上十时，周子健催促大家整队出发，当晚正是农历八月十五，皎洁的月光照亮七贤庄的角角落落，最后的二十个工作人员列队走出了大门，回首凝望着朝夕相处的院落和挂在大门上的牌子，许多人在心里默默念着：再见吧，七贤庄。
至此，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新中国建国后，党和政府在办事处旧址设立了纪念馆，七贤庄从此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1962年，谭冰担任纪念馆馆长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办事处的实物、资料，前后走访了八十多位当年的老同志，为那段历史留下了许多翔实的证明。本报记者 张小刚
（本文引用资料均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提供，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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