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的今天
8月7日
■1937年中国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及国防联席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9日赴南京出席会议。
■1942年美军在位于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1943年初，美军转入战略反攻。
■1944年东江纵队挺进广州城乡，捣毁番禺县伪保安警察所。
夏风创作的木刻《瞄准》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解放区群众的抗日热情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一系列抗战文艺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陕甘宁边区一举成为全国文化最先进的地方和全国文化人向往的地方，从这里发出了文艺抗战的最强音。
文艺工作者们以笔为枪，以口为枪，奋起参战。你听，一声声抗战号角在宝塔山下、延河之畔吹响，响彻云霄……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这首贴在枪杆上的短诗，在当时引起了空前的震撼，他也因此成为“时代鼓手”。
街道枪杆 延安城到处贴满诗
抗战期间，在田间与柯仲平、光未然等人大力提倡之下，延安出现了一种新诗体，即街头诗、传单诗、岩头诗或墙头诗，人们为了“不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延安的大街小巷开始贴满了街头诗。
“抢我粮、烧我门窗，鸡猪牛羊都杀光；奸淫我妇女，拉走我儿郎，不杀你贼，我无脸活在世上！”类似这样的诗，唤起了人们的亡国之恨、杀敌之愤。柯仲平的朗诵诗、呐喊诗，在延安风靡一时，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抗战军民，他所到之处，一部蓬蓬勃勃的大胡子，声若洪钟，响遏行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渭南师院段国超教授，对柯仲平在延安的活动真是了如指掌：“柯老的诗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战斗的激情、大众的诗风”。
段国超说，柯仲平来延安之前，曾是赫赫有名的“狂飙诗人”，到延安后，柯仲平亲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天地，思想与艺术不断成熟，成为“大众诗人”，“柯仲平当时是长短枪并用呀，有《告同志》之类的抒情短诗，也有《边区自卫军》之类的叙事长诗。”
《告同志》一诗就写在当时延安城内大礼堂对面的那堵石灰墙上，干部集会时，柯仲平往往要大声朗诵，“呵！同志，战呵战！从黄昏战起，战到夜深沉；再从夜战起，战到大天明……”《边区自卫军》则是柯仲平在延安写出的一部最有影响的作品。1938年初夏，延安印刷工人在清凉山上举办诗歌朗诵晚会，当柯仲平朗诵了这首诗后，毛泽东当即上前握住他的手，大为赞赏，事后毛泽东还索阅原稿，批了八个大字：“此诗甚好，赶快发表”。
不久，这首诗便亮相于延安理论刊物《解放》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延安，就诞生了诸如柯仲平这样的人与诗，因为延安革命生涯的焠炼，他们终生与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当时除了朗诵诗、呐喊诗外，还有枪杆诗等，就是活跃在战壕里，贴在战士枪杆上的诗，形成了战士写作的一次热潮。田间的枪杆诗，在坑道、战壕里被传诵着的那首《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便一举点燃了有良知的国人的血性。
戏剧抗战 极大地鼓舞士气
令文艺评论家肖云儒难以忘怀的是，1991年，他见到了回延安的丁玲，面对欢迎的人群，丁玲用带湘音的普通话大声说：“离开延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梦、魂、牵、绕！”当时全场掌声雷动。丁玲是抗战期间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的团长，曾转战前方后方演剧宣传抗战。
1937年8月12日，西战团在延安成立，9月22日那天，秋高气爽，丁玲与副团长吴奚如率领全体将士出发，沿着延河行进，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西战团创作了16个独幕剧和2个三幕剧，除了丁玲的独幕剧《重逢》外，还有张天虚的《王老爷》，黄竹君的《汉奸的末路》，《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极大地激励了前线将士。
据肖云儒介绍，当时延安没有自编的话剧之前，曾经演过反法西斯主题的苏联话剧《前线》等，国统区的一些进步戏剧也被拿来，延安自产的有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打得好》、《粮食》等剧，彰显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由于条件所限，当时还采用过“旧瓶装新酒”，以秦腔等古典戏剧的形式，来反映当时火热的斗争生活，甚至台上所扮演的朱德将军还穿着古装，令人忍俊不禁。1944年5月在延安公演的新歌剧《白毛女》，连演30余场，受到热烈欢迎，成为当时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
当时在延安规模最大的民众剧团，解放后下放至西北局，后移交给陕西，改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该院现任院长、著名编剧陈彦对当年民众剧团的盛况了如指掌。他说，民众剧团是毛泽东“看戏看出来的”。一次，毛泽东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所组织的晚会上看了秦腔、京剧后，感觉内容太旧，就对柯仲平建议，戏曲要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柯仲平马上成立边区民众剧团，并自任团长，带着民众剧团跑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老百姓亲切地称柯仲平为“大胡子团长”，“那时候怎样找民众剧团？你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路走，就能找到，老百姓太欢迎了呀！”
民众剧团当时为抗战所创作并演出的《中国魂》、《血泪仇》、《穷人恨》、《大家喜欢》等，都已成为经典。毛泽东亲自拿出《论持久战》的稿费，出三百大洋支持过民众剧团，还曾改《国魂》为《中国魂》，贺龙把与日本人打仗缴获的日本战刀送给剧团做道具，彭德怀把望远镜赠送给剧团，极大地鼓舞了该团的士气。
延安的抗战文艺运动，也改变了许多演员的人生。1938年，17岁的于兰被组织送到延安，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专职演员，有一次演秧歌剧，大砭沟广场中间有一块空地是舞台，广场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当时延安城内居民共有4万人，那次观看秧歌剧演出者就有2万多人，于兰从中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艺术之路，于是开始学习秧歌剧，学唱陕北民歌。《挑花篮》（又名《南泥湾》）这首延安时期最早而且后来流传最广的秧歌舞表演唱的扮演者行列里，就有于兰优美的身姿。以自己的艺术与群众血肉相融，类似于兰的，何止千万！
气势磅礴 大合唱激励抗战
气势磅礴、英武悲壮的《黄河大合唱》，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个人命运与时代惊涛融为一体，《黄河大合唱》更像是民族的一声怒吼，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精神层面上的那种伟岸、坚忍、不屈，随着旋律而迸发出来。如果说从西安唱出的《松花江上》，基调饱含苍凉、悲怆、无奈，曲中有颠沛流离之感，那么，从延安唱出的《黄河大合唱》，则豪迈雄健，那激越的歌声，使人闻之而奋起。
“冼星海夫妇坐着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后，黄河的怒涛便开始在窑洞里澎湃起来”，作家高建群这样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冼星海的抵达，那是1937年11月。次年春，冼星海去看望受伤的光未然（即张光年），光未然在山西受伤后，用担架抬了七百里路来到延安，为了给他拍X光片，中央领导专门停了一天电。这两位老友，聚首宝塔山下，一起商量着如何给延安献上一份礼，光未然当时正酝酿一首长诗《黄河吟》，俩人商量后，将其改成大合唱。
当时的延安，春寒料峭，冼星海与光未然的心里却火热异常，“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小小斗室顿时春意盎然。1939年4月10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3队和鲁艺联合公演，李焕之、李鹰航、王元方都参加伴奏，用煤油筒改制的大提琴，竟一样拉出了汪洋澎湃的感觉。旋律起处，数千名观众沸腾了，毛泽东连连称好。“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后来，这首歌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决心。
其实，除了《黄河大合唱》外，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也以激昂的旋律，一代代传唱至今。国际主义战士、朝鲜人郑律成在延安入党，后来回到朝鲜，然后与中国人结婚，又来中国定居，1939年，郑律成与中国诗人公木合作，完成了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八路军大合唱》，后来部分旋律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进行曲》，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文艺形式 一个也不能少
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谓群贤毕至，边区文联、边区文协、延安美协、延安音协、延安文化俱乐部等大旗之下，各有一系列专业文化社团，延安抗战文化一时活跃非常。除了文学诗歌与戏剧音乐之外，各种文艺形式被用来宣传抗战，一些作品令人过目难忘，至今闪耀着光芒。
抗战美术运动可谓功不可没，1938年4月，鲁艺创办之初，就设有美术系，木刻研究班，当时，延安街头时常可以看到木刻研究班学员张贴的木刻作品，木刻研究班在延安举办首次作品展时，参观者络绎不绝。后来，罗工柳、华山等人率领的“鲁艺木刻工作团”离开延安，前往晋东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三年之久，完成了大量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与战斗的作品。古元等人，擅长那种黑白版画，木纹，洋溢着金石味，显示着中国人的不屈精神。在延安街头，刻出来后就到处印，满目皆是，不少木刻工作者还响应“文化入伍”，直接去部队，在战地上体验生活。在延安出版的一些套色木刻和石印作品，广获好评，茅盾曾赞扬延安的木刻手法很新颖，“有如火如荼的创造力”。华君武的漫画，则热情而辛辣有力，如匕首投枪，简洁明快地对当时抗战进行宣传，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揭露。
宣传抗战的刊物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文艺战线》、《战地》、《诗建设》、《文艺突击》等文艺刊物纷纷横空出世，许多文章迅速流传开来，极大地鼓舞了民众。
1937年上海失守，电影界进步人士纷纷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1日，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在黄帝陵开拍，此后一年半的拍摄时间里，担任主摄影的吴印咸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透过高精度的镜头看到了一个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镜头前，毛泽东在延河岸边和老乡聊天，进步青年络绎不绝奔向陕北、八路军与日寇殊死肉搏的情景，真实地宣传了抗战。
影响深远 毛主席发表《讲话》
抗战期间，发生了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里程碑式的事件，那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使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沿着《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根本问题，廓清了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想。《讲话》的发表，是一次深刻的文艺革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知识分子一些虚弱的浅斟低吟，从此荡然无存，文艺家奔向广阔的生活，奔向战场。
抗战时期，延安聚集着大批从沦陷区、大后方和其他根据地涌来的文艺工作者，一时蓬蓬勃勃。座谈会前夕，延安文艺各抱地势、百家争鸣，延安城内到处有歌声，有人称其为窑洞城、歌咏城。但由于人员来自各方，原先的思想、环境等条件均不相同，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分歧，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宣部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座谈会，百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被评论家形容为一次“无拘无束的交谈，有滋有味的便餐”。
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了本质。他提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他解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就是服务于大众。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
《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文艺运动空前活跃。1943年春节，一种新颖的秧歌剧和秧歌舞在延安演出，鲁艺文工团的《兄妹开荒》，表现了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生动活泼，焕然一新。
1944年春节，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业余秧歌队达27家之多，上演了《牛永贵挂彩》等150余个节目，演出轰动了延安城，周扬称为“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白毛女》等剧连演数十场，场场轰动。《讲话》之后，一系列更深入地反映抗战的佳作相继问世，文艺家们沉下身心，扑入了火热的抗战生活之中。
“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这是当时的年轻作家孙犁，在《人民的狂欢》中这样记述延安军民庆祝胜利的盛况。
鞭炮声中，篝火在各个山头上冲天而起，人们敲锣打鼓，如痴如醉地欢庆胜利，鼓乐喧天，灯火辉煌。当年，无数火炬照亮山岭河畔，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十字街口汇合，庆祝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秧歌队越跳越大，最后汇成一片人海。
而在这欢庆的人海中，有延安文艺界的身影，那胜利的火把中，有他们所奉献出的光和热。本报记者 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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