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记者如约到桑施奈德教授的办公室。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桑施奈德说，他理解中国人感情上的愤怒，但有些事情仅仅靠谴责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坐到谈判桌前。他想对中国年轻人说，民族自豪感很重要，但不要过分使用，更不要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关注中国问题多年，有什么特殊机遇让您对中国产生兴趣吗？

　　桑施奈德（以下简称桑）：我从1980年开始学习、研究中国，到现在已经25年。在大学读书时我选了中国政治专业。当时，学校有一位教授非常优秀，是当时德国政治学领域研究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1982年我获得奖学金，去台湾拿了我的博士学位。我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军队的政治角色和“文化大革命”。

　　记：您对目前的中日关系怎么看？

　　桑：我没专门研究过日本，我不懂日语，我全部精力都放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不过，我的第一印象是，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很感兴趣。日本公司和欧洲公司一样，对中国市场兴趣非常大。但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也是有争议的。这也可以理解，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所担忧。

　　记：今年是二战胜利60周年，今年4月份中国发生针对日本的游行。您有所耳闻吧？

　　桑：我当然听说过。中国的游行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从表面看，这是因为日本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惹怒了中国人。但深入看就会发现，这是中日两国战略竞争的表现。日本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中国点头，中国当然不会这样做，这个问题又与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二战历史纠缠在一起。

　　记：日本对待历史问题和德国不同，为什么？

　　桑：就历史问题，德国有过很多辩论，但日本不愿谈论历史问题，或许和亚洲人对辩论的态度有关。我个人的解释是，德国就历史问题进行了30年左右颇具争议性的辩论，这是因为二战后纳粹政府倒台，政府由新班子组成。当然，也有少数纳粹政府成员在1949年成立的新政府任职，但他们当中有的人因为过去的行为曝光后被开除，剩下的人则转变为民主派。而在日本情况就不同了，美国保留了天皇，把他作为连接日本的过去和未来的人，结果是想批评日本二战期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异常困难，因为这会直接和天皇联系起来，显然日本人不会这么做。

　　靖国神社很特殊，我知道它是日本价值体系的象征，里面供奉着二战时期战犯的牌位，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个挑战，但它仅仅是一种象征。然而，这种象征性不可忽视。

　　记：日本应该怎么做？

　　桑：日本应该、也有必要像德国一样就历史问题展开公开的辩论。需要说明的是，德国的辩论不是为了外交，而是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质问他们的父母，二战时究竟发生了什么？1933年到1945年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时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迫使父母就历史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对许多人来说，那是非常痛苦的。那些辩论颇具象征性，不是为外交服务，也不是为经济服务。

　　记：德国新一代从哪里学到二战历史？

　　桑：他们从学校、书刊学到二战的历史，知道了集中营，知道了大屠杀，于是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讨论，探求真相。这不是政治运动，而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就过去的事情辩论，提问题，寻求答案，然后提更多的问题，同时有许多相关书籍出版，这个过程很复杂。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外交部长菲舍尔就是那一代人。

　　记：盟国的压力是不是迫使德国反省历史的原因之一？

　　桑：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联邦德国把重点放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还要忙于和民主德国竞争，要不然，关于历史问题的辩论还会更早。我们首先是官方反省历史，然后才有了更为激烈的社会运动和公开辩论。二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但政府也执行东方政策，和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交往，如果不是这样，两德也不会顺利统一。

　　日本就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它和美国关系一直非常紧密。现在，东亚的最大问题是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对日本、韩国、美国都是挑战。各国都在就此辩论，美国人把中国当成年轻的美国，当时的英国全力防止美国的崛起。所以，未来20年国际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和平崛起。

　　记：如果请您就对日本的态度向中国年轻人做一次演讲，您会说什么？

　　桑：民族自豪感是重要的，但不要过分，不要非黑即白地看问题。不要谴责，而是要对话。当然，两三年的对话不可能解决问题，或者需要10年，但重要的是开始谈判，一切问题都要在谈判桌上解决。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有句口号，叫“一边做生意，一边交换意见”。现在中国和日本经济关系密切，也应该多交流。我想中日会坐到谈判桌前的，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欧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