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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广受追捧的“全民医保说”，主要有两大依据。其一，称中国经济近年来有极大发展，因此国家可以为此拿出足够的钱；其二，称覆盖范围可以局限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因此支出有限，所以“全民医保”是可行的。这种看法缺乏起码的医学常识和事实依据。

　　须知，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实践中根本无法以“服务包”进行有效界定。简单地认为医治重病就是浪费医疗资源，假使不是缺少人道主义，至少让人感到是一种无知。重病不等于绝症。如果真的按照他们“重病不治”的说法去做，那么有多少人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致死，且中国的医疗水平至少要倒退几十年。

　　事实上，中国13亿人实行“全民医保”，以现阶段发展水平，政府根本承受不了。即使富甲天下的美国，2004年的医疗总开支达到1.8万亿美元之巨(超过了中国GDP总量)，仍有4000万人没有享受医疗保险。香港只有600多万人口，政府的医疗卫生拨款却达到每年近400亿港元，现在已显负担沉重，难以为继。

　　据估算，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平均约1000元，此外还有个人自付部分。如果此福利推至全民，以人均千元计，则高达1.3万亿元，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半数。如果包括所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同时考虑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则人均每年至少2000元，那么我国现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用来吃药也未必够。只要有起码的数学知识就可发现，“全民医保”完全是脱离实际乃至哗众取宠的口号。

　　当然我们也认为，现存不均衡的医疗资源布局必须改变。改善基层医疗供给情况、实现尽可能广泛的覆盖，应当成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当前，首先体现为向城镇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并在农村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落实此基本目标，不仅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还要在医疗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形成医疗供给多方参与的局面。

　　自2000年以来，随着社保体制改革的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有了比较完整清晰的思路。2000年初，由国务院体改办联合卫生部等八部委下发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此后2001年夏季召开的中央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及中央《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以及2002年10月19日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都是历经艰难、引起业内震动的改革纲领。改革大政方针出台后，实践中推进格外缓慢，显示了医疗改革特殊的艰巨性。对此应当深入分析原因，调整完善政策，更应当坚定改革的决心。离开此基本轨道，“全民医保”的口号喊得越动人，越容易把我们引向歧途。(原载《财经》2005年第16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