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9日电 记者杨立民、刘昕、梅世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了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当时，中国政府发现日本有图缅之意，为维护西南仅剩的国际交通线，向盟国提议出兵缅甸。

　　1942年，国民政府派出由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等组成的10万大军出国抗战。然而，因与美英有战略分歧，加上入缅作战的这支劲旅因陌生异域指挥不善等原因，中国远征军最终失败，一部撤入印度改称中国驻印军；主力进入缅北野人山，第二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以身殉国，半数精锐葬身原始森林。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后来回忆说，下令北退绕道回国是他最大的错误。那时日军只有一个轻装师团迂回后方，如果向其冲击很可能打通回国之路，至少也能使日军遭受重大伤亡，比丢弃装备和让多数官兵白白葬身野人山好得多。

　　一年半之后，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两军夹击，在畹町附近的缅北小镇胜利会师。中印公路随即开通。

　　记者在中国和巴西找到了那些仍然健在的勇士时，那首振奋人心的《中国远征军战歌》仍记忆在他们心中：“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的战场！”

　　一越野人山，踏上死亡行军之路

　　83岁的罗大诚现居住在巴西圣保罗市南部的莫隆比区，他曾在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

　　罗大诚说，远征军战事失利后，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率部向北撤退，一头闯入了蛮荒之地野人山，踏上死亡行军之路。

　　“物资械弹烧完后，部队轻装闯入原始森林野人山，向孟拱胡康河谷撤退。那里荒无人烟、荆棘纵横、瘴疠肆虐、毒蛇猛兽四处出没横行。森林里的蚂蟥和毒蚊叮咬得人浑身刺痒难忍。”

　　“携带的粮食渐渐吃完了。先是杀马充饥，马肉吃完后，就只好打野猴、山猪或捉活蛇、老鼠、青蛙等小动物果腹了。猴子肉有一股臊臭味，难以入口。”

　　“捉不到动物时，就吃野芭蕉的根或是野果、树叶。吃不认识的东西前先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麻就证明有毒，赶紧吐出来。很多人都是因为吃下有毒或者不干净的东西后大泄大吐不止一命呜呼的。”

　　“当时正值雨季来临，路滑泥泞，步履维艰。很多人染上疟疾、回归热、破伤风等疾病，一天不知有多少人饿死、病死或是吃毒果而死，沿途尸臭数里，白骨累累。在那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折磨了两个多月后，人人都变得没有人形了。胡须长得太长，妨碍进食就用火烧短。虽然此时已经到了人鬼难分的地步，但是没有听到怨言，也无人诉苦。”

　　二越野人山，胜利会师打通滇缅路

　　中国驻印军经过扩编，加配属部队达8万人。官兵也全部换上美械装备，可谓中国历史上装备前所未有精良的部队。1943年10月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喊着“打回祖国去”的口号挺进缅北，在掩护工程兵筑路同时，向日军发起大反攻。

　　89岁的王壮然，当年是第22师炮兵第三营营长，参加了中国驻印军的大反攻。

　　“战斗是38师先打的，先是一个营与敌人直面交锋，牺牲了两个连占领了加拉苏高地。我们22师就开始进入孟援地区。”

　　“孟援山的地形十分复杂，易守难攻。日本人的工事有的是用钢筋水泥修建的永久式工事，很坚固。我们发明了‘跳弹射击’，让炮弹擦地后再跳起来攻打目标，这样的杀伤力就大了。通过望远镜里，我们看到敌人的胳膊和大腿被炸得满天飞。”

　　“由于日军伤亡很大，统计尸首的工作比较难进行。所以我们就数他们身上的‘千人针’来计算他们的伤亡。日军每个人身上都佩带着这种所谓护身符的‘护身针’。结果我们收上来很多的‘千人针’。”

　　88岁的薛文涛，当年曾被派往印度兰姆伽受训，后来参加翻越野人山反攻缅甸。

　　“反攻缅甸，我们必须穿越野人山。”薛文涛说，“第二次翻越这座山，尽管有上次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十分艰难。这个天然大屏障，整天见不到太阳，烂草、烂叶子很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那些旱蚂蟥，长在树上，密密麻麻，四处跳动，还直往身体里钻，战友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抓蚂蟥。蚊子有苍蝇那么大，很多人被叮后患了恶性疟疾，俗称恶性摆子。”

　　“一次，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出现在前面，打了两枪没打死。这个时候，坦克过来了，从蛇身上碾过，蟒蛇肚子破了，我看里面有头盔、人骨、军装，有未消化完全的肢体，可以判断这条蛇刚刚吃过人。”

　　“当时，日本人还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战法，他们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打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后来，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规律，行军和战斗中，只要前方有高大的树木，就用机枪扫射一通。在打死数十名小日本之后，他们就停止了这一战法。”

　　第二次在缅作战，中国军队的兵力、士气、装备和供应条件均对敌居于优势。而日军斗志已接近瓦解而经常一触即退，纷纷向泰国边境逃窜。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胜利会合，工程兵当即修通了从印度经缅甸直达滇西的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