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徐海清 实习生车智怡

　　“发现”号航天飞机“复飞之旅”的成功，表明了美国航天局继续从事载人航天探索的决心和实力。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的头号航天大国，而在航天技术领域又呈现出一种合作性竞争或竞争性合作的态势。昨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就这一现象发表了他的见解。

　　顾晓鸣认为，合作性竞争或竞争性合作(copetetion)指的是并非单纯的敌我之间的竞争。随着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增加，竞争性合作将越来越多。而在航天领域，这种合作尤为明显，国际空间站的建立和长期存在，就是典型的例子。

　　顾晓鸣说，1954年苏联将首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空，继而，1969年美国首次将人类送上宇宙。冷战期间，美苏间就将这种航天竞争视为是大国威望、大国地位的竞争。如今，政治环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纯的竞争已经不适应全球的发展，这必然就要求合作性竞争的加强。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航天技术也呈现出两个趋势：趋于综合、趋于普及。这从某种程度上就要求各国在技术上达成某种协同和合作。从苏联建立第一个宇宙空间站到现在正在建立的16国联合空间站，这种竞争性合作越发明显。概括地说，政治的可能性、技术的必要性为这种新竞争、合作意识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科学无国界，航天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进步。但任何技术带来的优势都是与一定国家、民族相一致的。因而就引发了人们对于此次“发现”号成功返回背后所蕴含着的某种隐性竞争的思考。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制天权”的产生。当记者谈及这个问题时，顾晓鸣指出，要清醒认识“制天权”这个词，它不同于“制空权”、“制海权”。较之后两者，“制天权”有着更深、更广的内涵。

　　第一，这次“发现”号成功返回后，美国新一轮的火星计划即将展开。而宇宙空间蕴含着大量的资源，各国都期待某种意义上的再一次“圈地”。随着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外层空间的研究不再是个别科学家的个别活动，而是大国在该领域的整体布局，某种程度的资源争夺。

　　第二，从文化方面看，有“制天权”就有话语权、命名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国家的某种权威，战略上的某种威慑力。

　　第三，从软实力方面看，航天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组织、协作、执行能力的最大体现。“发现”号成功的背后正是依靠着这种强大的协作能力。

　　顾晓鸣说，我们要用清醒的态度对待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或突破。现在我们身处的全球化实际是宇宙尺度的全球化。因而，每个国家都应当建立自己的宇宙尺度的国家战略。美国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其航天事业是全民事业，凝聚人的事业。我们为“发现”号的成功感到高兴，而清醒的认识，踏实的学习更是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