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陕西频道 (记者 谢方芳 丁海涛)近年来由于建筑等行业欠薪问题严重，农民工为讨工钱而"跳楼"、爬塔吊、绑架工头的恶性事件屡见报端。8月2日中午，40多位农民工在西安市一工地举行了一场"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试图用一种安静、温和的方式来讨回工钱。然而，农民工开"新闻发布会"的创新之举真的是一条通向讨薪终点的捷径吗？在欠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现状之下，在西安发生的这场"讨薪"风波引人深思。
无人"捧场"的"新闻发布会"
8月2日中午1时许，在西安市高新区的一处工地院内，一位稍稍经过"打扮"，穿着衬衣、西裤的新闻发言人致以简短的发言辞。"我们大都是家住四川的农民工，有的为讨要这笔工资已往返西安、四川多次，加之学校即将开学，夏种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费、农药化肥再加上种子，这笔钱，我们真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真诚地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我们'清欠'这笔被拖欠的血汗钱。"他的面前是40多位静静聆听的农民工。"新闻发布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实际上到场的只有一家陕西当地的媒体。
四川仪陇人彭钦泉是这次农民工开新闻发布会的领头人，他事后告诉记者，其实在发布会之前他按照报纸、电视台的热线电话一一拨通邀请了好多家媒体，希望他们能来参加发布会，但不知什么缘故只来了一家。对此他有些失望，但是"反正通过别的方法也要不到工钱，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彭钦泉说："本来也想过要去搞个'跳楼秀'的，但是那个东西不安全，报纸上说那还是违法行为，我想了想觉得不好。搞新闻发布会是从报纸上学来的，我想通过媒体来呼吁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发布会当天，建筑方负责人面对到场记者表示，由于开发商中途变更设计，使他垫资数额翻了一番，目前公司无力为济，连开发商也找不到了，建筑方也在尽力为农民工们想办法。至此，事情陷入了僵局。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农民工们久久不愿散去，直到夜里11点还有十二三人依然在那里等待。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讨薪被打："催化"问题解决
2日夜里11时许，彭钦泉和三、四位工友在工地负责人的办公室里等待答复，而剩下的人则等在楼外工地上。据一个叫刘近堂的农民工回忆，当时他忽然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和急促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他以为又有讨债的人来了，心里还觉得挺高兴，没想到这帮人手持钢管、钢筋进门就向他们挥来。刘近堂说："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当时就想这下自己完了。"
在约十几分钟的混乱中，彭钦泉是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他的背部和头部受了伤，眼窝被人狠狠砸了一拳。他的弟弟彭钦诚当时想冲过去保护他，却被两人紧紧夹住，其他人也和他一样头被按住被迫蹲下或趴下。刘近堂头部和手臂受了伤，由于鼻子被击流血，他晕了过去。慌乱之中，有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到了医院。
随后，"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和农民工被打的消息被相继刊登，引起了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记者5日中午在受伤农民工就住的陕西省人民医院看到，短短一个多小时，彭钦泉就接受了三拨记者的采访。彭钦泉显得很兴奋，"只要事情能解决，我再被多打几次也无所谓。真的很感谢媒体能关注此事。"更让他感到兴奋的是，有关部门在当天早上把农民工、承建方与开发方三方召集在一起，研究解决欠薪问题。参加了召集会的彭钦诚告诉记者，开发方当场表示在拿到承建方出具的工人名单后，一周之内一定向农民工发还工资。而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高新路派出所一位姓张的指导员告诉记者，农民工被打一案他们非常重视，初步怀疑与农民工开新闻发布会要工钱有关，涉案人员正在调查抓捕中。
据陕西当地媒体报道，"农民工开发布会讨薪"事件得到陕西省长陈德铭的高度关注，对于这次事件的处理，陈德铭批示有关部门要尽快调查落实予以解决。5日下午，陕西省建设厅、西安市建委以及高新区管委会再次召集各方研究协调并达成了一致意见。承建方安达公司于6日上午10时开始发放所欠农民工的工资。首批23名农民工领到工钱共13万元，剩余60多万将于一周内全部发放。
新闻发布会真的是"讨薪"捷径吗？
这场"讨薪"风波基本得到了解决，然而它带给人们的思考还在继续。开新闻发布会是否就是农民工讨薪的捷径呢？对于媒体在讨薪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分量，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22岁的刘近堂从四川巴中到西安来打工才两年多，可是被欠工资近万元。他告诉记者，去年过年时他们曾找老板闹过，最终还是劳动部门从中协调才发了一些钱。8月2日那天他本来到工地上瞎转悠，看到大家都去开什么"新闻发布会"，他就跟着去了。到了现场刘近堂才知道原来这个"新闻发布会"是为了要工钱的，至于为什么叫"新闻发布会"，他并不明白。
彭钦泉来到西安打工有十年的光景了，虽然他不太习惯记者叫他"工头"，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是这些工人的"领导"。当记者问彭钦泉这次讨薪成功之后，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还会不会用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时，他显得有些为难，"看情况而定吧。反正也是试试，又不犯法。只是下次还灵不灵就不知道了。"
刘振是西安某报社的记者，他所在的报纸没有参与农民工开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刘振认为这次大家关注的点更多的其实是民工被打，至于新闻发布会自己即使到现场也不会去报道。"本质上和跳楼等方式没什么区别，都是极端而简单的。"刘振说，"报道也许能从个案上推动事件解决，但还是整体方式的倒退。"他希望媒体从业者们能够更多地向农民工宣传如何使用法律手段，而不是鼓励他们首先选择依赖媒体。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韩隽认为，就事件本身而言，新闻媒体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来进行呼吁和监督，是做了份内的事；但从整个欠薪问题的解决来看，新闻媒体所能做的还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和相关职能部门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在进行此类事件的报道时，新闻从业者尤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事件各方的观点做平衡报道，切勿充当"包青天"影响相关部门的独立性，避免监督过度。
西安市高新区人事劳动社保局副局长王斌对记者说："这是目前出现的农民工讨薪的新形式，相对要温和、理性一些，但是社会影响面非常大。作为劳动仲裁部门，我们是不赞成的。虽然媒体监督也十分必要，但是最终的结果毕竟是运用行政手段来'风暴式讨薪'，这不能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也不是长久之计。"
王斌认为，最根本的当然是通过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制裁，在事前控制恶意欠薪的发生，但是万一遭遇了恶意欠薪，农民工还是应该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法律诉讼等正常渠道来维权。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渠道确实是有效而且畅通的，但是没能成为大部分讨薪农民工的选择。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怕花钱。农民工担心高昂的诉讼费会使打官司要工资得不偿失。而实际上，现在有不少法律援助机构是可以免费帮助他们的，但是农民工对此类信息了解不多；二是怕麻烦。由于农民工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司法程序的繁琐复杂令他们望而生畏。他建议是否可以在法院里仿效"青少年维权庭"来设立"进城务工人员维权庭"，简化程序来促使更多的农民工拿起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三是缺乏证据。在处理农民工投诉时最令劳动仲裁部门感到棘手的就是农民工拿不出证据。被恶意欠薪的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合同，有的不能证明自己干了多少活儿，有的不知道老板姓名，有的甚至连项目名称都说不清楚。可见，在农民工中间维权意识和维权手段的宣传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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