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粮荒
将菜叶扔进锅里，撒上一把盐，这样的“饭”吃了一周，而粮库里一粒小米都找不见
这年夏，延安保卫团警卫2连厨房，司务员将洗净的菜叶切成大段扔进锅里，撒上一把盐。水开后，这顿饭就算做好了。8班战士刘玉珠端起碗，洋瓷大碗里飘着几片菜叶，拿筷子搅动一下，绿色的菜水从碗底泛起，他不禁叹了口气——菜水度日已经一周了。
各连队管后勤的管理员从团部回来，嘴里骂骂咧咧。他们和团部吵了好几架了，但是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延安断粮了，保安团粮库里一粒小米都找不见了。
警卫连正在给在押的政治犯打关押的窑洞，以前的窑洞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塌了。任务很紧，可是刘玉珠一点力气都没有，连队里的战士牢骚满腹。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逃跑了。
路过连队的菜地，地里种的白菜也没有多少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刘玉珠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连队完全断粮一周后，延安安塞等县的麦子熟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下令紧急征收夏粮。
警卫2连连夜开到40公里外的安塞，和当地百姓一起收割麦子。刘玉珠抓了一把麦穗，放在手心两手一搓，饱满的麦颗并不情愿地从穗中被挤出来，再把嘴凑近了轻轻一吹，留在手中的就剩下赤裸的麦粒了。刘玉珠迫不及待地把麦粒放入口中……他也只能是乘着休息的几分钟“偷吃”麦粒，延安还在等着麦子应急。刘玉珠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镰刀，把刀刃伸向了麦秆……这些麦子要在中午前运到延安，脱粒磨碾后成为碗中之餐——可是救命粮呵！
其实，早在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刘玉珠他们连的吃饭就已经成了问题。到1941年，胡宗南的部队将保安团在吴家沟开垦的荒地里的粮食糟蹋光了，9连的生活更加艰苦，经常要靠老百姓的接济过日子。
有一天战斗结束，傍晚的时候部队到一个村子休息，当地的保长给每位战士发了一斤白面。打了一天的仗，其他人都睡觉了，刘玉珠很是饥饿，想先吃完饭了再睡，就对住家的妇女说，让她把怀里的娃放下给他做一顿饭，只要在锅里放一些盐、一把白菜就行了。刘玉珠蹲在地上烧火，一会儿稀饭就熟了。当他扑腾扑腾地刚吃完，集合号就响了。
战斗持续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刘玉珠和好朋友、同班的胡宗棠在土堆下面等待敌人的进攻，连长李文成在上面喊：“你们俩快上来。”刘玉珠跑上去一看，山包上躺下了一大片，刘玉珠就问怎么了，李文成说是没有吃饭被饿的。老人说到这里时哈哈大笑。
丰衣足食
“新式武器，锄头一把”，在当时的延安，连队纺线织布和开荒种地是分不开的
由于自然灾害和日军的轰炸、日伪、国民党的封锁，到了1942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延安在各机关开展广泛的大生产运动。每个连队纺线、织布、开荒、种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第一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刘玉珠和着歌声，左手捋棉花，右手摇纺车，一圈一圈，一堆堆棉花慢慢变成了结实的棉线。农闲的时候他才会被派去纺线，刘玉珠一天能纺2至3两。因为不经常纺，他生怕“质量”出问题。棉花线还容易一些，纺羊毛线他最头疼，每到晚上验收的时候，就显得忐忑不安。线分3等，按照是否均匀来划分，如果一段粗一段细，肯定就是3等线，要受到批评。连队一年所用的线够了，便开始织布。织布架子是木头做的，梭子从左边穿过去，把挡板拉一下，再把梭子穿过来，再拉一下挡板。“啪”、“啪”……棉布、毛布都是这样一梭子一挡板织出来的。
染布，把黑刺根和白矾混杂在一起放在开水锅中，再把织好的布放进锅里，三四个人拿着棍子搅打，等晾干了就和黄呢子一模一样了。“这样做出来的军装穿在身上很舒服。”
“丰衣足食，面对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毛泽东)在当时的延安，连队纺线织布和开荒种地是分不开的。刘玉珠所在的警卫2连有120多人，需要近2000亩地来维持生计。供给处给每位战士发了一把镢头、后来还配备了镰刀等。另外警卫连还要分出一部分战士看押犯人，其余的人一年四季，除了春耕夏种秋收、冬天磨面、纺线织布，一有时间都用来开荒了。
“开荒、开荒，咿呀、咿呀……”大家每天唱着《开荒歌》，抡着镢头，日复一日。刘玉珠每天天一亮就要赶快吃饭上地，中午留在山上吃饭，然后在地里睡一阵，喝口开水，继续干活，一直到天黑了才下山来。一天时间连队最多只能开2亩地，换来的却是满身的泥土、一身的酸痛。
每到晚上休息的时候，刘玉珠感觉手都展不开，端惯了枪的手拿起镢头，一双手磨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大家端着盆子找热水烫脚，这是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刘玉珠深有体会，有一天他太累，没有烫脚，第二天脚疼得不敢着地。
到了1942年后半年，情况有了好转。连队种的小米在秋天收割了，蔬菜也丰富起来，刘玉珠总算能填饱肚子了。有一天毛泽东来连队视察，看了伙食情况后说，怎么不养猪，养了猪连里就有肉吃了。
第二天管理员就去买了两头母猪，半年后生了小猪崽，又过了半年连队每个月就能吃上一顿肉了，后来10天就会杀一头猪，刘玉珠高兴得不得了。8个人的菜能装一脸盆，南瓜白菜和着几块猪肉，小米饭是管饱的，最稀罕的是白面馒头，一个月吃一次。
圣地延安
尽管有的人由于条件艰苦“开小差”，但是延安始终是抗日志士投奔的地方
蒋介石抗战初期曾给延安的部队发过军饷，刘玉珠还领了一年，每月一块钱，从1940年冬开始，军饷没有了。“没有钱、没有粮、没有衣服，整个抗战时期真的很艰苦！”刘玉珠感叹。有人受不了苦，逃跑了。
1942年夏，延安最艰苦的时候，连里5班的战士杜家富和7班的刘得志一块跑了。当时杜家富刚20岁，身体不太好，受不了苦；刘得志已经30多岁了，没老婆，着急了，跑回家后找了一个。
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在和一些思想“有问题”的人谈心。有这么几种人是“不稳定”的，一种是像刘得志一样年龄大，还没有结婚的，延安女的太少，光棍又太多，找个对象太不容易；一种是家里没有劳动力，老人、媳妇需要照顾的；最多的还是因为开荒太辛苦，生活太艰苦，受不了的。
刘玉珠的好朋友肖建国也跑了。刘玉珠和肖建国都是刘志丹红军先锋队的成员。刘玉珠还能记得十三四岁时的一个冬天，他和肖建国年龄小，抬不动伤病员，两人负责轮流举红旗。他看见肖建国光着的脚一会儿左脚搭在右脚上，一会儿右脚搭在左脚上取暖，就问肖建国怎么没鞋穿。肖建国说，他妈死了就没有鞋穿了。刘玉珠从小父母双亡，他们俩成了同病相怜的朋友。
肖建国跑的时候没有告诉刘玉珠，走了后一直没有消息，这让刘玉珠很担心。一天，他突然看见肖建国扛着镢头出现在开荒的连队里，刘玉珠赶忙凑过去问他怎么又回来了。原来肖建国去赶集，被连队的人碰到，又给抓回来了。他给刘玉珠说，他向指导员表了决心，以后再不敢跑了。刘玉珠回忆，肖建国很能打仗，1947年当连长，牺牲在战场上。
当年部队主要的任务是开荒，战士开小差部队一般不去抓，抓逃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抓到后领到部队来。中共中央的命令是不让打、绑逃兵，通过批评教育让他们在连队中安下心来。为了制止开小差，中央后来又出台了优惠政策，家里父母丧失劳力的和结了婚的可以享受代耕粮、代耕财。
2005年6月24日，阳光明媚，在甘肃省会宁县刘玉珠家里，刘玉珠笑着说：“我父母双亡且我没有结婚，一个条件都不符合。吃穿靠自己劳动，没有军饷。”
在延安工作学习，本身就是抗战。来延安支援抗战的人越来越多，除了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延安也穿着延安自产的灰布衣服，脚上蹬着开口的布鞋，吃着小米，整天笑呵呵的。平时刘玉珠对这些老外敬而远之，最多在见面的时候相互点头微笑，后来没想到这些蓝眼睛的老外救了他一命。
有一天换了岗，睡了一觉后刘玉珠感觉右腿疼，开始没有在意，不想持续了半个月就下不了炕了。吃了几副中药之后依旧没有效果，他被抬到刘湾沟里的医院——这里有一大批外国医生。来自苏联的、印度的、甚至是德国的……后来有一部分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外国大夫在院长的陪同下给刘玉珠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最后说脚里长了一根眼睛看不见的肉刺，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院长告诉他，外国医生说再耽搁时间就要把腿锯掉，即使这样人可能也活不了。紧急抢救了2周，脚底上挖了一个洞，病终于好了。外国大夫带着翻译每天都来看几次，问他恢复的情况。刘玉珠听不懂，但是从大夫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和蔼、可亲和关怀。
刘玉珠说自己没有读过书，是个粗人，但是他能感觉出那位大夫的一双手在给他检查病情时的小心，那是一双很温暖的手。“那时候的人好，亲爱得很，人与人之间关系好得很，不管是外国来的，还是中国人，在延安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如果有什么问题、思想想法，很自然会去找对方谈出来，然后互相谅解。”刘玉珠感慨地说。
刘玉珠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捡粪的朱德，“当大官的没有一点架子！”延安的山沟里都是土窑洞，晚上的延安在刘玉珠的眼中就像堆在一起的手电筒，一层一层的，犹如天上的繁星。（本报特派记者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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