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舒可文 摄影◎林逸森

　　7月28日，三联韬奋中心举办子尤文集《谁的青春有我狂》的新闻发布会，他因身体状况所限没有到场。由于媒体对这个15岁作者的解读必须在他身患癌症的背景下展开，所以这个15岁身在重症中的作者必须露面，于是记者们与他的见面被安排在了他的病房。但很多记者见到的这个作者，似乎并没有把新书当成他自己兴奋的中心，他邀来一帮同学继续讲他编的故事，继续讲他的笑话。

　　青春和快乐的故事常常伴随着反抗纪律和感怀，把平常的日子过出自以为是的不平常。遭遇疾病与苦难的故事。则往往伴随着战胜疾病，从悲观到乐观的自我建设。但子尤的故事却并不在这个俗套的框架里。

　　按照俗套，我们在谈论子尤的时候，总是会说他生病前、生病后。可惜，这样的谈论对描述子尤是无效的，对他日常生活的解释完全是通向另一种途径。

　　我认识子尤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是在伦理学家何怀宏新家里的一个小聚会，一群大人在聊天，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听子尤讲卓别林的电影。他一边放光盘一边讲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讲完了他对卓别林的喜爱，就听见孩子们在阵阵笑声之后四散，开始编造各种游戏。子尤在游戏中被规定充当罪犯，充当警察的两个小女孩追赶着他，一会儿把他捆在椅子上，一会儿审讯他，这个审讯最后是以几个孩子被他逗得笑翻在地结束。

　　他的日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就这样在读书、游戏中继续着。2004年，子尤开始蹿个儿，同时进入中学的考试制度下，他妈妈开始为他焦急，子尤本人倒没有把考试制度当成需要应付和逃避的障碍，似乎他生活中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只是他生活的一个背景。就在这青春期到来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恶性纵隔肿瘤，14岁的年龄虽然没有经过复杂生活和世事多磨的锤炼，但也足以理解自己已身处的险境。此后的一年多里，有关他的消息都集中在他的病情进展和救治过程中。

　　冬天，在社会学家邓正来的生日聚会上又见到子尤时，他经过疾病折磨已经非常瘦弱，但是他的白衬衣、黑大衣中间露出的鲜红围巾分明在讲着另一种健康。我注意到很多在场阅历丰富的健康人面对这个少年，默默地把充满悲悯的眼光投向他时，他却要给大家读一首诗。那首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诗里有一种审美主义的生活态度。一个大朋友满怀悲伤地给他写信，他在信上作的批注可以作为例子表现他这种审美主义生活态度:信上说，当子尤蜷曲着身体倒在地上……他批注说，“我成大虾米了”;信上说，他在病房里每天看到插着管子的人一个个被推进来，又看到一个个盖上白布被推出病房，他批注说，“怎么好像在太平间啊”。在这种态度中，关于疾病的紧张都被他轻轻地消解，他好像生活在一个真空里。

　　子尤在病房已经住了半年多，而任何人走进他的病房都会有走错门的瞬间感觉，除了因为必须有他妈妈陪床而有一个大床之外，房间里到处是他看过和要看的书，墙壁上贴着各种电影的招贴，同学们送给他的生日贺卡贴在他的床头，还有随时欢迎人对弈的棋盘。和几乎所有少年的房间完全一样，除了在角落里的一个桌子上放着随时要吃的药，此外一切正常。他还是肆意地编造各种场景和剧情，在其中自得其乐，也会针对具体的朋友写故事，他说他正在写一个以学校为原型的魔幻小说，是给某个小伙伴一个人写的。当你和他聊天时候，可以随便漂移到任何话题，正说着生病前他在跆拳道练习班里的事，从他的手脚笨拙说到他妈妈手脚伶俐，他突然让他妈妈“劈个叉，给他们看看”。很多来探望子尤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把子尤这种很阳光的精神面貌归功于对他无微不至的妈妈柳红，事实上，我却看到子尤在对他妈妈的改造，因为他对家庭变故、对致命疾患的态度，提示着柳红，为了他也要与他有相应的面貌，所以，即使在现在的病房，柳红每天都要认真地挑选衣服，仔细地梳妆。

　　上个月，《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子尤针对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一篇书评，他开始在成人的谈论话题中改变了角色，既不是被当作孩子，也不是被当作病人，因为他在这篇书评里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周国平的生命理解。不少人在读到这篇书评的时候，自然地联想到他的处境，认为是因为他的重病使他对这本书里的叙述尤其敏感，因而会对这个问题多有思考。

　　其实，完全不然。这本书只是他日常阅读中的一本，这篇书评也只是他日常写作的一篇，只是因为这本书的公共背景而有了发表愿望，更多的写作是他与书、与电影、与他的小朋友大朋友之间的交往。他的关注点并没有被局限在与遭遇疾病有关的思考和体验中，疾病只是他偶然遇到的一件他所要面对的事情，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特殊，但却不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绝不足以改变他的日常态度，不足以阻挡他的快乐和成长，在病床上他已经长到了1.80米。他说起他得的病，就如同说到他摔了个跟头一样平常，朋友去看他，他会掀起衣服，说:“来，看看我这个刀口”，然后他会很得意地看到你惊讶的反应。然后，他就开始和另一个小朋友找话题，比他小的孩子看过他的文章说了点感想，他就前仰后合地喝彩道:“精彩、精彩。”这个词汇，他不仅常用来形容自己，也更常用于朋友。听到他的喝彩，你不禁会被他推动着想到，什么事情和妙语才能够让我们呼出这样的词汇？很少。朱正琳说他是个特殊的孩子，这种特殊也许就是在这种发现乐趣、为日常喝彩的能力。在他的世界里，宏大的玄思和细碎的日常都在一个平面上被他感受和思考，他在这种感受中体会各种各样充分的乐趣，于是他像整个浸泡在阳光里，无论什么变故也影响不了他的欢乐。因为在他那里，自己欢乐的价值超过了一切价值。

　　以自己为中心，这是子尤这一代人的共同点。他们的青春狂放不是我们习惯的把自己放在社会竞技平台的狂放，而是一种舒展生命的自在与随时都能超越周围一切的轻松。他们再没有沉重的负担，他们沉浸在自己勾勒的丰富世界里，他们的生活也因此有更多的五光十色。

　　这是他们的健康生活，这个新的时代的基因在15岁的子尤这里也许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

　　特别的子尤

　　◎朱正琳

　　1 子尤成了新闻人物了！我不免有一点好奇，想知道他对此都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一个15岁的孩子，突然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他会受宠若惊呢还是得意忘形？

　　去看他，他说他“忙得很”，又说“有好多事要说”。我以为他是忙于应付媒体（我去时正赶上有记者在给他拍照），但很快我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应付媒体那档子事他已交给他妈妈——那位忠心不贰的大秘书柳红去处理了。叫他出场他就出场，叫他摆姿势他就摆姿势，记者占用了他的时间，却没能占用了他的心思。他总是在想着别的事，明显与眼前活动无关的事。我于是问他“有好多事要说”（我揣测他的意思是要对我说）是哪些事？他也没怎么细说，却是把电脑打开，向我出示了一大堆他新写的文字。这大概也算得我们之间的一种“传统”了，我们的交往从来就是笔谈多于口谈的。那些文字都是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写的，从中我得知了他目前的大致情况。

　　大体说来是这样。出书的事已告完成，他不再放在心上。思如泉涌，他照例动笔记下。先是写了一篇《记新书发布会》，妙趣横生地回顾了自己在准备发布会时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活动。空口无凭，我试着摘抄一段如下。

　　“第二天早上我7点多就惊醒了，这显然不是我一贯作风。醒来的那一瞬间，我想到:今天要开发布会了。后人有诗为证:

　　发布当天，不安坐立，面色苍白，直喘粗气。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电视解闷，唱歌打气。心脏乱跳，血流凄厉，生无来由，死无意义。仰天长叹，叹我叹你，忽而向天，忽而向地。躺下睡觉，噩梦来袭，辗转反侧，不会呼吸。饭菜不思，只会拉稀，茶水不想，尿频尿急。”

　　他写的完全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张。准备这场新书发布会他非常认真，邀集了他的一班同龄人（都是他书中的人物！），密谋于斗室之中，把讨论的话题和穿插的节目都设计得十分周详，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策划的确很棒。他从小就不是一个怯场的人，常常主动粉墨登场。最近的一次是在初中毕业典礼上（他获得荣誉证书），他的演说赢得了满堂的彩声。但眼下他的身体显然变得十分敏感脆弱，出场前正常的兴奋与紧张就会引起身体的强烈反应，新陈代谢明显加快，所以有他写的那种种现象发生。事实上他那天晚上是带着一个尿壶到会场来的，结果一开讲，就什么反应都消失了。所以他事后说他的身体经受住了考验。

　　发布会开得非常成功，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够他陶醉一阵子的。可是他好像没把那当回事。紧张的时刻刚一过，他的那种好逗乐好戏谑的性情立马活跃起来了，情不自禁地就拿自己开涮，而且越涮越开心。好像有另一个他，一直在一旁观看自己的表现，并且看什么都觉得很好玩。

　　他向我出示的另一篇文字是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信的抬头写的就是“朋友”二字，动笔前那是一个虚拟的对象，但写着写着就变成实有所指了。在那封信里，他虽然也提到发布会上的话题，但通篇已再没有发布会留下的丝毫兴奋了。他对“朋友”表达了他渴望倾吐思想的情怀，并说到他由于思想猛进而感到的孤单。他写道:“总的来说，这十五年三个月零二十六天我过得极为丰富而充实，所有的苦都见识了，肉体之苦，精神之苦，人情之苦与非人情之苦，所有的乐也都经历了，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但在这特殊之时，特殊之处，我需要思想的碰撞，思想的提升，思想的问答。”

　　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他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已非一天两天，有时候还想得很玄远，让他的妈妈都有几分害怕。这种思考的开始早于“新书发布会”，现在看来也丝毫没受到会后强烈的新闻效应干扰。我听说，近些天他妈妈推着他到未名湖边散步时，走着走着他突然会说:“妈妈，我们现在开始想事，不说话。”轮椅上的他随即堕入沉思。

　　这个子尤，可真够特别的！

　　2  我所认识的子尤，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特别。从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以后这感觉更是与日俱增。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人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对子尤的总体印象，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用“特别”二字，而不会去选用诸如“优秀”、“出类拔萃”之类。

　　有一件听来的事也许最能佐证我的看法。子尤小学毕业上初中时，小学的语文老师专程跑到录取子尤的初中去，要求学校安排一个语文老师做子尤他们班的班主任，而学校竟然同意照办了。我们不知道那位语文老师到底说了些什么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理由不会是子尤的语文成绩优异，因为子尤的语文成绩事实上一点也不优异。

　　关于子尤的特别，其他听说到的事还有许多。比如，上课时间走神，想着想着忽然引吭高歌，问他为什么，说是因为使劲回忆一句歌词终于想起来了，一高兴便唱出声来。又比如，走到街头他突然停下来，像遇见老熟人一样地对天上一片白云挥手，让同学们在感到奇怪的同时又有几分羡慕，羡慕他竟然能那样旁若无人。还有，坐在教室里他猛然对前座的女同学大喊一声:“某某，我喜欢你！”那位被喊的女同学一点不生气，其他同学和老师也都觉得很自然，都没朝歪处想，因为他是子尤。更有甚者，当他得知自己患的是癌症时，兴冲冲地就想告诉自己的同学（他自己的话是“显摆”）。母亲告诉他自己已跟他的同学们说过，他就问起某女同学是如何反应的，母亲说到那位女同学伤心的表情时，他竟然兴高采烈地手捶着床大声喊道:“呵呵！这个我爱听！这个我爱听！”……

　　说到我自己的感觉，子尤的特别是整个人的特别。虽点点滴滴都可见，却很难一一道来。我自认为还算是善于理解人的，且已活了五十好几阅人不少了，却一直不太吃得透我这位小友子尤。不是因为他太复杂（他的简单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而是因为我总是找不到他的感觉，那种虽然简单却永远和别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与他交往的这一年多来，我常常费劲去理解他哩（这小子！）。

　　第一次见面很偶然。央视《读书时间》为做吴敬琏先生的访谈节目，到柳红家去做前期策划，我去了。赶上子尤放学回家，很自然地坐在地板上就和我侃开了。记得那天说到他正在阅读的《浮士德》，也说到他的学校生活。他的聪明我是先有耳闻的，但看到的他却一点不显机灵劲，相反却好像有几分拙。他言语不多，说话不紧不慢，应该说那场谈话并不热烈。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他的电子邮件:“朱伯伯，我是子尤。今天下午，您来我们家。我很喜欢您，很想与您交往。给您发一篇我的小说，……”我回信后他紧跟着又来了一信:“您太有意思了，我真喜欢您！咱们这样的通信带给我的享受实在太大了……”他这种直接的表达最初让我有一点点诧异，但想到这也许就是现在孩子们的风格，也就没特别在意。但这第二封信的附件是他的一篇作文（老师布置的是四篇随笔，他说他写这“一篇顶四篇”），写的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种坦率倒真让我吃惊了:这是要交给老师看的作文吗？！我后来才慢慢了解到，坦率地表达自己乃是他的一大特色。而且，这在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从小如此，不是学来的。

　　如此通信没多少天，他就生病住院了。《柳红急告》、《柳红二告》、《柳红三告》……电子邮箱里传来的文字变得惊心动魄！我由于忙，又想着他在化疗期间不宜多见外人，所以一时没去看他。忽一日想象他那病房犹如一个明亮的船舱，他躺卧其中正在海上航行，于是抄写一首瓦雷里的诗传给他，说是“自北大参加诗歌节回来，诗兴大发，写不出好诗还读不出好诗？”

　　沐着阳光

　　沐着阳光，躺在床上，在水上信马由缰，

　　沐着阳光，赏着阳光在大海漾起粼粼波浪，

　　在舷窗下

　　凝望阳光粼粼、粼粼阳光

　　太阳的海洋，海洋的太阳，

　　像浴后，饮后，思索后

　　悠悠对镜自赏

　　赤着身，沐着阳光，躺在床上，容光焕发，心明眼亮，

　　独自地，痴狂地、赤着身，

　　我！

　　那时候他住在中日友好医院，病房里无法上网。信是柳红回家取东西时收到的，当即打电话念给子尤听。子尤那边的反应是:“嗯，译得挺好的。……最后那几句意思不太清楚。”我听了有点意外:这小子老是剑走偏锋，怎么会一上来就想起翻译的事来了？但我只是对柳红说:“这诗不能念，得看，它有个排列上的讲究。”心里总是有几分遗憾。——我指望着他的强烈共鸣呢！

　　接下来收到他在病房写的诗——《童话房间》，觉得他还真像瓦雷里笔下那个船舱中的“我”。格外喜欢其最后一句:“我留下我轻狂的头发/在漫长的微笑里与彩鹤同眠。”差一点受刺激又想捉笔写诗了，后终因江郎才尽而作罢。再后来听说那个“童话房间”里发生的种种“风流”故事，心想:这一回那病房只怕也变成了一个“特别”病房了。呵呵！

　　3  特别的人大约总是会有特别的命运。子尤生病这件事，给他松了最后一道绑，他于是成了真正的自由人。按我的看法，从此他就可以彻底地“特别”下去，不用再做任何努力去适应那个“一般”的世界了。（子尤名言:“妈妈，你不要那样对我，我不是一般人。”）

　　果然！他在身体困在一张床上的同时，心智生活却有如脱缰野马，奔腾得好欢！又或者可以说，他的花季降临了，这边厢你把他当作一个“苦孩子”来同情，他那里却是春色满园，一派灿烂景象哩！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妈妈那边正在设法抢救我，十万火急，难以尽述;我的病房却是‘别样幽芬满园春’。”这不是我在替他编故事，有这一年间他写成的14万字为证。读那些文字，你不会不感到他正走进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为了出他的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我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结果我俩把采访变成了一次长达5小时（分两天）的交谈，虽然还不是完全对称。——终归是他说得多，我说得少。但这的确给了我一次机会来理解他的“特别”，我也许可以把我这次的收获在此归纳一下。

　　子尤的“旁若无人”，不是因为目中无人，而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他的那个内心世界，真实生动得一点也不亚于我们“眼见为实”的这个外部世界。小时候这个世界主要是由他的想象构成的，而今更加入了他的沉思。在这个世界生活久了，自然有些不通世事。因此，坦率地表达自己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其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这种坦率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诚实，一种骨子里的诚实。

　　我在采访中特别问到他那句惊世骇俗的话:“20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我没有追问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很清楚，追问的人只是不敢相信子尤真是这样想的。而我却相信子尤就是这么想才这么说的，他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而只是又一次坦率地表达自己。我是这样问他的:“你在《论天才和其他》一文中说完这句话后讲了识别天才的三个特征，那三个特征全都与才能无关。你真的觉得具备了那三个特征就会是天才了吗？”他回答:“其实我也没想好，只是想到了这么三点就先写下来了。”

　　这就是他的诚实所在。那篇文章写得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确实是“没想好”。但是，他也确实没想论证什么，而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感觉。那感觉却是有个来龙去脉的。在开场白中他说:“大概没有孩子真是天天说自己是天才的，是大人总在说。而你们反过来又要指责孩子们浮躁骄傲。赞扬的是你们，呵斥的也是你们？那么现在，也不用大人们把我‘捧上天’或‘骂下地’了，且让我先‘指点江山’一番，自己吹自己的牛吧。”接下来才是他自比张爱玲的那段宏论。

　　依我看，他认为天才具有的那三个特征，多半是他从自己和张爱玲的共同点中归纳出来的。不过，他的归纳确有见地，不是信口开河。尤其是第一点:“对外部世界大多不太关注，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说李敖只是个才子而不是个天才时。他就是用这条标准回答我的:“他太善于与外部世界周旋了。”我信其然。

　　其实他说识别天才的第二点也非常有意思:“会有很多人爱他们，但他们更需要所有人的宽容。”他显然是在说张爱玲，但也是在说自己，而且说得很坦白很诚实。一个更多关心自己内心的人确实最需要的是宽容（所有人的宽容！）。也许在子尤看来，张爱玲没有得到足够的宽容，而他自己到现在为止却是幸运的。因为他一直在一个能宽容他的家庭里长大，而且，在学校他也一直享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宽容，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他特别给我讲到他在小学遇到一位好老师）。我用了享有一词，是因为我觉得他得到的宽容至少有一部分是“特别待遇”。到初中后，应试教育的压力开始影响到他，他已经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窒息。我和他的交往差不多就是从谈论这种窒息开始的。可是就在这种时候，他生病了，得解放了，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然而，现实是严酷的，他的幸运正与厄运纠缠在一起。就算把病放在一边且不说，他今后的路要走下去也不能只依靠宽容。拥有内心世界的人还必须直面外部世界，子尤有准备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别人大概走出学校后，才会开始想以后怎么生活，工作有无着落，但我现在就开始想了，我现在就已走出学校——生活中，心灵中的学校。我脱离了死板的控制，可以自由思考，不是简单思考干什么工作，更是思考今生之意义。不管它有无来生，先把今生过好。”

　　那么，特别的子尤能走出一条特别的路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