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报驻南京记者戴袁支历经多年寻访，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六件史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专题，配合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旨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我们记住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美国贝茨博士的话：“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查出真相是为避免悲剧重演

　　当我翻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述时，日本记者本多胜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68年任朝日新闻社编委的他，曾因报道越南战争获皮恩国际记者奖，是日本著名的有正义感的记者之一。1971年，他来华采访，回国后当年发表连载，深刻揭露日军侵华的战争暴行，强烈冲击战后以“受害者”自诩的日本。后来又沿着当年日军入侵路线，实地采访、调查、取证，写出的文章和著作，如《屠杀与报道》、《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有力反击了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的谬论。

　　南京金大医院（今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威尔逊，在1937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曾抱怨：“……很糟的是报纸的记者们，当他们能更详细地报道这个恐怖地区的情况时，他们都离开了……”这一抱怨说明当时的报道是很不充分的，后来者应向本多胜一那样努力。

　　　 当日本右翼否认历史时，当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提出寻找辛德贝格时，我决心为大屠杀史的研究、为本报的读者做点什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年。

　　———戴袁支

　　“罗森报告”真实可信

　　史实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避难的村民，将日本兵施暴的情况写成“呈文”，并附有遇难者姓名、年龄等，交给在江南水泥厂的德国人京特博士、丹麦人辛德贝格和来厂调查的美国人马吉牧师，他们又将之转交给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罗森将其发回国内。罗森发回的报告，史称“罗森报告”。

　　由于“罗森报告”经过中译德、德译中，原来的地名、人名不可能完全复原，但经核实难民信中所列部分村庄和遇难者姓名后，本报记者发现，其60多年前记载的日军暴行是完全准确的，但欠完整。

　　寻访经过

　　2002年夏，本报记者寻访到76岁的葛正银。他告诉记者，他祖母葛顾氏，娘家在江边圩区，人称“圩奶奶”。1938年正月的一天，她见日本兵来了，便给村西萝卜塘边的4个儿子、1个儿媳和孙子葛正银送信。日本兵向她开枪，随后又用刺刀捅，她就死在（本村）坟山的石楠树下，现在坟还在。她是与葛建友、秦大饼同一天被日本兵打死的。

　　2002年夏，下法讯村94岁的王子华老奶奶、82岁的葛建森和85岁的葛建松均证实：葛建友家的牛放在塘边，怕遭日本兵抢，就想牵走，被日本兵打死；秦大饼躲在鸭鼓塘，伸头张望时，被日本兵打死。3名遇难者的坟都在。3名遇难者分别就是罗森报告上的“寇强有”、“秦塔平”、“寇曲氏”，他们殉难时的年龄，也与罗森报告附件记载一致。

　　经本报记者和南京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走村串户的调查，终于弄清几经转译的难民呈文中的“下发新”村、“梅木”村、“回下”村、“桦树”村，分别是下发讯村、梅墓村、许巷村和桦墅村。领衔写这封难民信的“皮德侯”是私塾先生毕德和。

　　在梅墓村、许巷村和桦墅村，记者从村民处寻访到的遇难同胞的名单，在“罗森报告”中基本都有记载，只是音译不同。但据桦墅村3位年长的村民回忆，该村第一个遇难的是村路边理发店的仪征籍理发师张广玉，他在锁门时被日本兵抓到。日本兵一看他腰上束条皮带，腿上还有疤，以为他是“中央军”，连捅他两刺刀。一个无辜平民就此殒命。

　　如果不是这次调查，他差点连姓名都没留下。

　　价值

　　最近本报记者在电话回访时得知，葛正银已于去年夏天去世。

　　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评价说，这项工作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栖霞、江宁等地的空白。核查遇难者名单，是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也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措施之一，谎言终会被事实击破。这项工作和这一事例，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史实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视的。

　　大屠杀在郊区烈度更大

　　史实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宁镇现年78岁的幸存者时万才，曾看见约300人，包括被俘的中国官兵、老百姓，在现在的加工厂后面的小山上被日本兵杀害。后来日本兵抓来当地老百姓，将尸体拖入日军所住房子（现在武术馆）前100米左右的一个水坑里掩埋。

　　秣陵镇现年83岁的幸存者蔡家银曾看到，当年，日本兵抢佘家庄一头牛，想用它运子弹，一村民把牛身上的子弹卸下，就把牛牵到龙都卖了。日本兵发现后，用铁丝穿了许多村民的手心，绕在牛车上，村民们被浇上洋油活活烧死，然后让这位村民把尸体背走。为了这头牛，还有3人被绑在树上活活剐死，一名姓邹的村民还被砍了头。

　　……

　　以上史实均非孤证。

　　寻访经过

　　继2002年、2003年本报记者率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大的志愿者，到南京郊区寻访南京大屠杀见证人后，去年本报记者又与团江苏省委学校部、江苏省学联、南京师大大屠杀研究中心联手，扩大调查范围，招聘了南京大学、南京航大、河海大学和南京师大80多名研究生、大学生志愿者。此次行动被命名为“苍天回眸之三”行动。

　　志愿者用20天左右的时间，深入到东至南京的40多个行政村，访问1000多名老人。对日军的暴行、遇难者的遭遇，本报记者和志愿者遵循科学、客观、理性、冷静的要求，记录口述历史。

　　这次调查，志愿者拍摄数百张照片，并新收集到南京大屠杀证言760多份，编成3本《苍天回眸》证言集。如今这样的证言集已达5本（含南京师大的一本电子版）。

　　价值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翻阅这些证言和照片后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已过去60多年，当年年轻的幸存者如今都已分别进入古稀之年，抢救性记录他们的口述历史，对于维护和平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都很大。志愿者们收集到的新证言使人们对日军在南京城郊的暴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事实证明，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在郊区烈度更大的论述是正确的”。

　　湖山惨案

　　史实

　　1937年12月6日，侵华日军16师团开始实施“南京攻略”，由南京孟塘村入侵湖山，中国守军奋起反击，这就是见诸南京保卫战战史的“孟塘—湖山战斗”。

　　战斗爆发前夕。入侵当晚，日军开始在该村屠杀无辜百姓，屠杀持续4天，这是以前未见记载的“湖山惨案”。在该惨案及其后的屠杀中，有60多人遇难。此前在该村遇难人的姓名，能见诸记载的仅有两人。

　　从空间上，侵华日军不仅屠城而且屠乡，是先屠乡再屠城，继而城乡并屠；从时间上，南京大屠杀不是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之时，而是从日军实施“南京攻略”、进攻外围阵地的1937年12月6日就开始了。

　　寻访经过

　　2003年夏天，本报记者率南京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来到湖山。要证实此处发生日军屠杀，需两个以上的证人，在不同场合其所言人、地、时、事、因、果基本相同，有些证言还要与邻村村民回忆、与典籍的相关记载吻合，形成证据链。

　　调查者冒着酷暑，跑遍湖山各个自然村，分别调查23位证人，取得证词21份，村民们或签名、或盖章或按指纹印。经反复回访、村委会盖章，江苏省公证处作了义务公证，南京大学历史系随即收藏这些证词原件，并在去年第3期《民国档案》全文将其发表。今年7月30日首发的大型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又选录有关部分。

　　本报记者和南京农业大学的“湖山调查”，较完整地呈现了日军在南京附近一个农村社区的暴行。

　　价值

　　2005年8月9日下午，南京汤山镇湖山村观音山。一个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建立的“以史为鉴”纪念碑揭幕仪式正在举行。湖山村村民选用了本报记者撰写的碑文和经调查得出的遇难者名单。

　　纪念碑前，曾协助本报记者调查的南京农业大学的师生代表，展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横幅。湖山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庄严宣誓：不忘昔日国耻，增强爱国情怀；立志振兴中华，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南京纪念遇难同胞的第18块碑铭，也是南京民间为此建立的第一块碑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发表演讲说。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说，在她的家乡浙江崇山村，村民已为在日军细菌战中遇难的乡亲建起相同的碑刻。湖山村将遇难村民纪念碑矗立在已故村民墓葬旁边，意义很大———说明村民们国民意识的进步，进一步把家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追索栖霞难民成因

　　史实

　　南京栖霞地区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灾区，30多万遇难者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在该地区殉难；南京栖霞、江宁难民的成因，不仅是因为人们躲避战争炮火，还与日军大规模的烧、杀、抢、奸、抓的反人类罪行密切相关。像湖山村苏国宝等人，第一次避难到圩区，第二次躲避至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都因不堪日军的烧杀。

　　寻访经过

　　2005年春节，本报收集到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职员徐莘农所写的信件，这是继本报陆续寻找到曾服务于该厂难民区的京特、辛德贝格、颜柳风、夏毓华的家庭，收集到他们留下的遗物、信件、照片、报告、报纸以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上世纪末，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在收到著名美籍学者吴天威的信件后，开始关注南京栖霞地区两座难民营。2000年5月，本报将在江南水泥厂寻找到相关的记载，在报道的同时通报给高教授。高教授去世后，本报委托旅德人士金存桐寻找到京特的家庭，获赠41张历史照片，使得诸如京特等几乎被湮灭的历史见证人重新浮出水面。从此在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的行列中才有了京特和辛德贝格的照片。不久，本报又设法与辛德贝格的家庭取得直接的联系，陆续收集到一些重要史料。

　　本报还率先寻访和报道了栖霞寺留下的与大屠杀有关的碑铭、山志等，并在海外收集到栖霞寺难民所的照片，使它们第一次进入研究大屠杀史学者的视野。随后，本报又在郊区寻找曾在两座难民营中生活过、现在仍然健在的老人，抢救性纪录了他们的口述历史。

　　价值

　　目前，栖霞地区发生的大的战斗及屠杀情况，送出的难民信件，关于这两座难民营的典籍记载，都已梳理清楚。两座万人以上难民营领导人京特、辛德贝格和寂然、明常和尚的简历和人道主义功绩，两座难民营收容难民的起迄时间，难民人数的变化，难民营管理方法，难民的供给，日军对难民营的态度等，这些以前没有弄清的问题均被本报一一厘清，收集到的一些文物已转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说，由于以前史学界对南京郊区情况注视不够，对远郊像京特这样“辛德勒”式的人物注意较少。中国青年报弄清了远郊江南水泥厂、栖霞寺难民营的来龙去脉，有文章、有照片，对学术研究有重要贡献，并扩大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视野，提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地域如何界定的问题。

　　国人在日内瓦揭露暴行

　　史实

　　史学界公认的惟一一部纪录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的。1938年2月16日～17日，马吉前往南京栖霞山下的江南水泥厂，拍下该厂难民区及往返途中的15个电影镜头，而驱车接送马吉去栖霞山和协助马吉拍摄的正是当时在该厂的伯恩哈尔·辛德贝格。

　　1938年6月，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回国途经日内瓦，应中国人的请求，向国际社会放映了揭露日军南京暴行的电影。当时出席日内瓦世界劳工大会的中国劳方代表团团长是朱学范。在电影放映前，朱学范聆听伯恩哈尔·辛德贝格的介绍，获悉闻所未闻的消息，所以当朱把他介绍给来宾们时，特意介绍他不顾个人安危，从可怕的屠杀中挽救数千中国人的生命。

　　观看电影的有近百位，包括国际联盟的成员和各国记者。该片被称作“是一部充满残酷的电影”，“影片充满了焦虑和哭泣”。当时，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坚定地请妇女和儿童离开放映场所。

　　这件事早期没有被公开的原因是，朱学范敦促媒体代表不要提及此事，因他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伯恩哈尔·辛德贝格。

　　电影放映之后，朱学范要来伯恩哈尔·辛德贝格的护照，在上面写道：辛博先生中国之友。

　　寻访经过

　　应本报记者之请，2003年1月15日，丹麦记者阿比德高寄来一些从公共图书馆检索到的、上世纪40年代的当地报纸。上面有报道说，1938年编辑约翰尼斯·辛德贝格的儿子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在日内瓦应中国代表团之邀，放映了他在东亚（协助）拍摄的反映战争的一部影片。

　　本报记者在向伯恩哈尔·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求证的过程中，于去年10月15日获得一条线索：玛丽安的外祖父（即伯恩哈尔·辛德贝格的父亲）约翰尼斯·辛德贝格曾写过长篇通讯《穿越中欧十日之旅印象记》，发表在他当编辑的一份周报上。

　　本报记者随即请在丹麦读博士的上海学生朱杰，从丹麦图书馆查找到1938年7月～9月连载在这份周报上的长篇通讯的原文，并请玛丽安和哥本哈根的D．杜·克勒格尔，将通讯中与伯恩哈尔及中国人有关的部分，由丹麦文译成英文；本报记者再陆续译成中文并校译。这次收集到的亲历者的记载，比原先收集到的报道更早、更详实。

　　在顺着线索追踪的过程中，本报记者曾商请研究人类基因组的中国科学家杨焕明，去丹麦时拜访辛德贝格的老家。杨协助本报收集到了朱学范在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丹麦护照上的亲笔题辞：“辛博先生中国之友朱学范敬题（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日内瓦”。

　　价值

　　2005年8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对本报记者说，中国青年报的这一发现，丰富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此前，“二史馆”在整理档案时，曾发现过1938年4月中方派外籍人士携外国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去日本演映的报告以及在纽约、伦敦放映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情况和反响。这和中国青年报发现的新史料一起，以有力的证据，驳斥了日本右翼所说“当时从未听说中国政府有关日军暴行的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等谬论。

　　洗劫江南水泥厂

　　史实

　　当年侵华日军还与不法日商勾结洗劫南京城附近的江南水泥厂等民族实业。

　　沦陷之前，江南水泥公司天津董事会聘唐山德侨卡尔·京特博士，佯作德国禅臣洋行的代表，同时商请丹麦F．L．史密斯公司亦派员前往，后者派出旅沪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京特和辛德贝格到厂后，分别在厂内升起德、丹国旗。

　　南京沦陷后，日本厂商对刚竣工的这座水泥厂垂涎不已。1938年2月3日，日本某某洋行（物产株式会社）增田贯一等来到该厂探营。不久，某洋行的米泽嘉次郎和某水泥厂（洋灰株式会社）支配人渡部生一，由日到沪，向该厂提出“优先合作产销等事”。此后，日方多次来到水泥厂“参观”盘查，提条件，大谈协作合作的必要，甚至在1941年3月，日本某洋行以受军部托管名义，要求江南（厂）签约合作，并拟定产品统销，水泥厂都未屈从。

　　对中国民族实业家的不合作态度，日军十分恼火。1943年7月14日、9月6日，日军军部和日本使馆经济部长分别通知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山东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制铝，需用“江南”制造水泥之主要设备，除石灰石采取设备，所有窑磨等全部交出，需立即着手拆卸。11月28日，日军代表町田又找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称此系军需工业需要，非拆不可。

　　面对日军高压，董事会并未屈服，先后召集天津、华中股东谈话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均一致反对拆迁。日军唆使汪伪政权作出决议，并在9个月内6次下文、发出清单。日军和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先后进驻江南水泥厂，虽经江南水泥厂多方抗争，但至1944年9月4日该厂主要水泥生产设备还是被洗劫一空。

　　寻访经过

　　这些历史记载，是本报从海内外的档案、信件、典籍中，一一检索和发掘出来。

　　价值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评价本报的这一成果时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性的典型例证，说明日军在南京不仅犯下反人类的罪行，而且在经济上采取强权政策，其“以战养战”的实质，就是对被占领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