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结束后的漫长岁月里,幸存下来的日本老兵,在谈及当年的战斗时,多有一个共识,即最厉害的对手是“八路”。

　　除了官兵俱不怕死外，就是八路军“奇怪”的作战方式了。在《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里面，老鬼子山田说:“八路军……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都失去作用。”

　　八路军创造了连教育水平很高的日本军人也不熟悉却不得不服气的崭新战法。对其奥妙，刘伯承曾作出通俗易懂的讲解:黄蜂屁点大，威力却不小。我们袭敌不备的地方，蜇它一下就跑，这叫“黄蜂战术”;我们的小战士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从四面八方向日军射击，这叫“麻雀战术”;还有内线诱敌，外线打击，内外配合;小部诱敌，击敌侧背;造成敌人乱势，乱中下手……

　　用今天的说法，这就是创新。抗战中,敌后战场上的中国人创造性思维之活跃,令人惊异: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这些新发明,无不让按照条令打仗的现代日本军人头疼。

　　论持久战也是一个新鲜独到的理论，它打破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二分思维。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一相结合，形势便有了转化。毛泽东还首次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使之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本作战方针。这个被实践证明很有效的发明，是不同于国民党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模式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一种影响深远的东方式新主张。共产党由是开辟敌后战场，把群众都动员了起来，走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创建大批抗日根据地，最后使得人民军队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新思路，出乎当时很多人对局势演变的预料。这种创新来源于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得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最后，形成了中国抗战最有利的局面：全民族的大团结。日军可以击溃一个政府，却难以击败一个民族，难以击败四亿五千万人民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再有，“三三制”是创新，提升了政治上的进步性;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是创新，解决了经济上的保障供给;而简陋的八路军兵工厂也大搞技术创新，生产出了当时还属于先进武器的掷弹筒！

　　在今天，一些海外人士批评中国人身体里面没有创新基因，这是不了解历史。但是，这种创新力是如何发挥出来的呢？它其实是逼出来的！当命运的压迫到了极致时，当死神的身影近在眼前时，一个民族便会想尽办法，以求生存。尤其是，作为人民的政权，当时还受着日军围剿和国军进攻的双重死亡威胁。因此，抛弃一党一己之私的至高爱国主义，是创造力的源泉。更重要的是，创新来自人民。抗战中，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提建议，而这些主张，不管是来自民主人士也好，还是来自普通农妇也好，常常被采纳。

　　那么，这种创新力，如今还有没有？还存不存在？还能否发扬光大？这是考验中华民族的巨大命题。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山西考察时，称60年前的抗战“艰苦卓绝”。而今，中华民族的复兴，又何尝不艰苦卓绝？中国的崛起世界瞩目，但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最危险的时候，也绝非危言耸听。

　　战后60年,是人类科技进步最迅疾的岁月,世界进入了科技竞争决定民族存亡的时代。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发明、新创造却不多。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却在战后以其无数的革新成果震惊世界:从汽车技术到微电子产品,从复印机到照相机,从方便面到卡拉OK......产品销向全球,销向中国,而中国在这个战场上已然落后了,这不是很可怕吗？

　　未来民族存亡，在此一役。但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如果我们GDP的一部分还需要靠无数餐桌上浪费的食品来制造，如果一些地区的经济繁荣还要靠重复的扒楼建楼大搞形象工程来促成，如果不少同胞的能量、魄力和智慧都全部倾注在了炒房、炒股、炒汇上面，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在新的正面战场上，又将陷入一场持久的苦战。

　　胡锦涛总书记发出了弘扬抗战民族精神的号召。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更需要有命运压迫至极致的思虑，更需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更需要大力唤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这是一个崛起大国的真正使命意识。一方面，如今，敌人不敢再轻易以武力进犯我们，我们的条件比抗战时要好许多,面对新的挑战,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段比如法治与民主的制度,来保障创造力的表达与发挥;另一方面，任何的一味指责他人不行、批评环境太差、抱怨条件不够而自己却毫无作为的言行，也都将令我们丧失时机。

　　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潜力——让我们发出最后的吼声吧，每个人都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