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的8月13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迎来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1937年夏秋之交，中日双方陈兵百万在这片仅有89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厮杀。烽火连三月，中国军人以武器之劣却以血气之勇和日军战斗三月之久，彻底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春秋大梦。

　　68年后的这个初秋，阳光在上海四平路上的一条弄堂里静静地流淌，家家庭院的光线依然耀眼。97岁的黄埔老兵李汇川就住在这其中的一家庭院里，当记者来到李老先生家时，他正坐在明亮的窗前，用一把放大镜缓缓地在一份报纸上移动，一字一句地读着报上关于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老人的回忆为我们再现了那血与火的一幕。

　　（本报记者王婧）

　　战前全营战士同仇敌忾

　　“战争爆发前，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已经很深了！”李汇川对记者说，淞沪抗战时他担任第78师468团副营长，从小从教科书上得到的关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屈辱历史知识让全体官兵一谈起日本鬼子便咬牙切齿，恨不得早日冲上战场。1937年8月底，78师一路转战至上海，在南翔附近集结。9月上旬，部队又奉命向前开进，468团由团长谢义锋指挥，到大场附近展开，作战任务是要夺回友军失去的红庙一线阵地。而当时日军海陆空三军立体作战，中国军队只有陆军平面作战，这迫使李汇川和他的战友们只好白天固守、黑夜行动。

　　回忆起收复红庙阵地的前夜，李汇川记得，在通过一座小石桥时，发现很多尸体，经辨认，全是我军忠骨，因此推测我军在此已与日军经过艰难鏖战。全营战士睹此惨状后，无不捶胸顿足，互相传话：“杀尽鬼子兵！为战友报仇雪恨！”

　　很多伤员来不及撤而牺牲

　　李汇川回忆，攻夺红庙的那个夜晚，12点前后，稀疏的枪声突然密集，攻击开始了！战士们在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日海军火炮轰鸣声的交织中前赴后继的冲上阵去，但由于敌我火力悬殊太大，战士们冲一批便伤一批。“一句话，那真叫惨哪！”李汇川痛心的叙述，“报告营长，某排长阵亡！某班长阵亡！”的伤亡报告一个接一个，紧张的战斗带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全营担架只有8副，团部30副担架只能使用一部分，后经调拨一共只有20多副。伤员在几十分钟内以十数地增加，远远不能完成下撤任务。群众救护工作为数虽多，工作也出色，但多在公路上，一时赶不上来，而且又在深夜，因此，护送伤员同样吃紧。很多受伤战士很快便牺牲了。而在接下来三个月的战斗中，排长、班长的伤亡数，均超过编制额定人数，更多的战士也光荣牺牲了。

　　连长的血浸透自己衣衫

　　“当时最要好的一个战友的鲜血渗透了我的衣裳。”李汇川回忆起这幕场景，禁不住老泪纵横。

　　攻夺红庙的那个晚上，李汇川在黑暗中听到营部传令兵的急喘报告：“报告营长，汪连长带着第四连第二、三排及第五连的一个排，跟着冲进敌人阵地去了！”这句话让李汇川的心咯噔了一下：汪连长是其在黄埔军校最要好的同学。不一会，“报告营长，连长重伤”的报告便传来了。据传令：“连长带着第二、三两排及第五连的一个排冲进敌人阵地后，立即扩大战果，大喊‘活捉鬼子兵’，被敌鬼子机枪从暗处射中，当时倒地，他坐在地上还是大喊‘活捉鬼子兵’，又被射中几枪，弟兄伤亡也很多……”

　　汪连长被救下后，李汇川坐在地上把他抱在怀中，发现他身上被敌人枪弹贯穿达6处之多，全身血肉模糊，流的血把两人身上都浸透了。但他开口第一句话便说：“我们弟兄打鬼子真勇敢，打死了不少敌人。”稍停又说：“我好像不行了！”李汇川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要他少讲话，并告诉他急救人员马上就要来了，然而，在救护车上，汪连长便因为颠簸流血过多而死去了，临死前，他给李汇川留下了一床毛巾毯和一只挂表，托人告诉李汇川“一定要好好活着打日本人”。这两件遗物在历时三个月的战争中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想到没能留下战友的最后纪念，97岁的李汇川昏花的老眼中渗出了亮晶晶的泪水：“我真的很难过、很难过……”他哽咽地说道。

　　“汪连长在黄埔军校时最喜欢写作，可是他的笔连同梦想被战争永远地粉碎了！”李汇川痛心地说，这样的遗憾又岂止发生在汪连长一个人身上？！

　　李汇川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但如果有可能，他还是想执笔把历史一字一句还原出来，“如果条件允许，我要把我知道的那段历史让所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