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斯言

　　翻阅史书，观看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耀眼浪花，我常常留恋于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忍不住去窥探“盛世”背后的秘密。

　　历史盛世

　　“文景之治”产生于西汉，当时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生产力相对落后。在平定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等“诸吕谋乱”之后，汉文帝刘恒临危受命，成为新一代统治者。经过文帝刘恒及其继位者汉景帝刘启的精心治理，逐步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局面，造就了一派升平景象。文、景两朝39年的太平盛世，为汉武帝时期强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贞观之治”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被誉为“百王之冠”的唐太宗李世民，亲历了隋末社会大动荡，倍加注意吸取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他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得力措施，在短短的23年间，就把天下丧乱、人心不安、经济萧条、财力凋敝的乱世，治理为国威大振、民物蕃息、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的贞观盛世，使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王朝。后人谓“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唐太宗成就了空前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大唐王朝的鼎盛时代，他与汉代文、景二帝共同为整个“汉唐文明”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顶峰，其繁荣景象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远胜于前朝。康乾之际实现了中华民族规模空前的“大一统”，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是对当时盛况的一种写照。

　　共同经验

　　比较、分析这三朝盛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虽然其特征、魅力各异，但其缔造者遵循的规律和进行的治国实践却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

　　整治财税，发展经济。从秦朝的商鞅变法开始，历朝历代的发展、变革、强盛，大都离不开财税制度的改革。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为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文帝诏告天下免除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又下诏“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帑各有数”，并在此后的12年间免除农民的全部田租，直到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才又“令民半出田租”，制定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终西汉之世未变”。唐代立国之初，就制定实施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以规范社会经济秩序。唐太宗为发展生产，特制定《擅兴律》，对在农忙季节擅自征发徭役的地方官员实行严厉的处罚措施。这些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唐朝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雍正帝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耗羡归公”和“摊丁入亩”两项财政制度的确立，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财政制度建设，有力地遏制了私征滥派之弊政，既保证了清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雍正王朝还从财政入手，从源头上、制度上整顿吏治，严查钱粮亏空和亏欠国库，对涉及到的贵族和高级官僚也概不宽贷。这些改革对约束官员行为和规范经济秩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乾隆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已占全世界的1/3，国际贸易总量长期出超，成为当时真正的强国。

　　选贤任能，澄清吏治。“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相关”。官吏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支柱，官吏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安危兴衰，因而有“一人可以兴邦，一人可以亡邦”之说。为了使庞大的官僚集团躯体保持血液鲜活，维持“盛世”的清明，三朝君主都非常重视选贤任能，惩腐奖廉，重用了一大批贤明务实、清正廉洁的官员。

　　汉文帝改革了任官旧例，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量才任用不遗余力。文帝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急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与言”。这一举措开辟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唐太宗以“广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爱才用才的典范。他完善科举制度，广泛吸纳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参政，又坚持“才行俱兼”的用人原则，在选取和任命官吏时，努力做到“尚贤使能”，主张“舍短取长”而非求全责备，并强调择人、任官、考核、奖惩在吏治中的作用。无论对哪一种政治力量，也不管出身世族还是庶民，唐太宗都尽量做到“惟才是与”，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有其才，虽仇不弃”。康熙在位时也千方百计招揽治国之才。他沿用科举取士，“以才不以年”，唯才是取，网罗天下人才。除战争时期外，他时常到外巡行，向百姓了解官员的品德、才能与政绩；并定期举行“大计”，全面考核各级官吏，据此进行升降、调动、退休等各项处置。此外，还通过令官员自陈操行、言官纠劾、密陈检举、个别谈话等方法来查询为官优劣，以选贤任能。

　　为实现政治清廉，三朝盛世都非常重视肃清吏治、惩治贪官。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康熙帝“恨贪官污吏，更过于噶尔丹”。而雍正帝反腐决心更加坚定，即位伊始，即连发10余道谕旨，历数前朝吏治之弊，表明整顿吏治的决心。接着以宏大的政治气魄，严令稽查钱粮亏空的原因，并动员各级官员揭发贪赃枉法、侵吞公帑、勒索百姓、行贿受贿的贪官，凡经核定属实的，立即予以严惩。在此期间，朝廷抓了不少大案、要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使百姓无不欢喜，贪官无不惧怕而自加约束，对澄清吏治，延续盛世，功莫大焉。

　　礼法兼行，刑德并用。三朝盛世的缔造者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即天下太平不仅要依靠法律和刑罚，还必须重视发挥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重要作用。把法律和道德协调运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景二帝强调“刑”、“德”并用。他们一方面修订法典，严格推行，另一方面推崇孝道，以孝治国，诏告天下孝悌力田。景帝也被群臣颂为“永思孝道”，是以孝德治天下的表率。唐太宗巧妙地吸收了先秦儒法两家理论，又融合汉代以来运用礼、法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使“德”、“刑”两种手段成为他治国的两件法宝。康、雍、乾三帝，在修订《大清律例》、完善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

　　发展教育，创新科学。科教兴国，古今同此一理。三朝盛世的君主对科技、教育都颇为重视。同时，教育和科技的进步也对三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他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国子监以总管全国教育事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唐太宗对科学家也是尊重有加。他曾屡次邀请医药学家孙思邈等人入京做官。正是由于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贞观年间，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康熙帝对教育也可谓呕心沥血。康熙六年（1667年），面对清初“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的状况，他“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教育状况已明显好转，他又强调要“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并采取各种措施兴学育才，初步建成了较完备的教育体制。在他的主持下，清廷成功地完成了两项浩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编撰了《律历渊源》，其中介绍了中西方的各种音乐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和数学运用；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

　　重要启示

　　从对历史盛世的回顾及其形成原因的探寻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盛世的造就皆出于开明皇帝及其领导的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可惜的是，虽然当时也制定了一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的法令法规，但终究因缺乏有效的社会制度作保证，随着当朝皇帝的故去，那些经济制度和开明政策也随之而去，可谓人亡政息，曲终人散。同时，每个盛世末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三种现象：一是政府机构庞大，财政支出扩张，国库空虚；二是财权分散，政令不统一；三是贪污腐败，横征暴敛。一个个辉煌的农业文明盛世以至整个朝代，最终在血红的落日里隐去。

　　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徜徉于悠久曲折的历史，醉心于曾经辉煌的盛世，我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是肩头的责任。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作为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知识分子，我们唱着《东方红》站了起来，积极投身到建设祖国的光荣事业中。遗憾的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耽误了不少宝贵时间。幸运的是，我们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上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在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引上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尤其是近10余年，我们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实现了经济制度的创新；整顿财税秩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的财政制度；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和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和考验，出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年年提高的大好局面。这些成就为今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将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方向已明，方针已定，我们的目标必能实现。今后，我们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社会分配差距扩大，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少数官员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社会信用状况恶化，假冒伪劣盛行；等等，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当然，今日中国的繁荣与历史上的盛世有着质的不同。而且，由于人类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学技术，我们今后的发展也是古代盛世所无法比拟的。但古今中外兴亡之理、治乱之道相通。我们一定要深刻汲取历史上盛世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落实已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实际的各项基本国策，埋头苦干，再创辉煌。

　　《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11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