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群岛内热血青年在祖国在大陆从事革命活动——上海，台湾爱国志士抗日的大后方
本报记者金志刚实习生胡琪文张龙摄
陕西北路南阳路口、复兴中路389号、淮海中路831号……本报记者在漳州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何池的引领下，寻访八十年前台湾爱国志士在沪抗日的遗址。斗转星移，尽管在这些台湾爱国抗日志士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已经很难找到当年的痕迹，但是凭着一楼一瓦以及专家的讲述，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当年那个风云时代的脉搏。
站在复兴中路389号的二层小楼前，何池教授激动地说：“这里曾经活跃着一群台湾爱国抗日青年，其中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最具代表性，他们在这里学习祖国文化，并在参与大陆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实践中成长为一代革命者。上海是台湾爱国志士抗日的大舞台、大后方！”
上海大学云集青年精英
7月的骄阳炙烤着大地。何池拿着上海地图和一本资料，站在陕西北路南阳路口驻足凝望。我们这一“站”是来寻找创办于1923年、后于1927年5月3日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下令查封的“红色大学”——上海大学的遗址。
据史料记载，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之初为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办的一所大学，1923年创办时，校址在闸北区青云路。这所大学聚集了当时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彭述之、陈望道等，同时还有如田汉、俞平伯、朱自清、丰子恺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上大学生以火一样的激情推动上海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全市青年学生运动的核心。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辛勤的耕耘，使这所学校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媲美，“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人们这样评价当时的上海大学。
记者在寻访中发现，原西摩路132号的上海大学第一院原来的房子今不存在，连陕西北路132号的门牌号码也不复存在。而上大第二院原址在陕西北路南阳路口南端，当时叫做时应里，如今也被高高的恒隆广场取代了。
抗日反帝亲历“五卅惨案”
这所遗址不复存在的上海大学，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地位显著，不仅因为该校社会学系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课程，使其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头羊”，而且从中走出了杨尚昆、秦邦宪、李硕勋等一大批杰出革命者，并为培养台湾革命者作出过特殊贡献。
台北人翁泽生1925年3月到上海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在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翁泽生在上大与同学一起，聆听瞿秋白、陈望道等理论家的指导，很快就成长为一名革命志士。
5月30日，翁泽生与同学一起上街演讲，他站在凳子上向群众讲述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的真相，宣传上海学联提出的惩办、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等正当要求。
翁泽生还带着演讲队员一路喊口号、散发传单来到南京路，被一群“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抓进了巡捕房。当时被抓的学生有130多人。学生在牢房里高唱革命歌曲，有的则敲门窗，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巡捕总局迫于压力，只好放出大部分爱国学生。翁泽生一走出巡捕房，就带领大家高喊革命口号。群情激奋的群众和学生聚集在持枪巡捕的前面，要求释放所有学生。
当天下午3时45分，枪响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当时，翁泽生听到一个微弱的四川口音在呼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当他转过脸定睛一看，他的同学、前一天还刚刚教会他如何油印传单的何秉彝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组建在沪台湾学生团体
“五卅”惨案后，翁泽生为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主动请缨，返回台湾，宣传“五卅”运动，并在此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一时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同样经受“五卅”运动锤炼的还有台北人洪朝宗，台中人谢雪红、林木顺，彰化人蔡孝乾，嘉义人庄泗川、李晓峰等一批台湾爱国青年。
谢雪红、林木顺等人在上海大学学习两个月后就被党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以学成后回来创建台湾共产党。翁泽生等人则留在学校，受党中央委托，团结来沪学习的台湾学生，组建在沪台湾学生团体，让他们在上海的反帝运动中锻炼成长，以期为即将成立的台湾党组织输送人才。
回到2005年。我们追随台湾爱国志士的脚步，来到复兴中路389号。这个小小的二层楼，如今门窗紧闭，旁边卖水果的阿姨告诉记者：“这里要拆迁了。原本这里是家剃头店，搬走了。”而如今住在附近的人不知道更早的时候，这里曾是“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的活动地点之一。
史料记载，当时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曾搬到辣斐得路389号东升里活动，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记者看到，“东升里”三个字在389号旁边的石库门墙上还依稀可辨。
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作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上海的白色恐怖最为严重，而恰恰在这一极为险恶的大环境中，翁泽生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坚守上海，继续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团结、组织台湾青年的任务。当时，翁泽生的妻子谢玉叶刚刚生下孩子，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翁泽生此时因党组织经济十分困难，已经没有任何收入，家境十分拮据，谢玉叶又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翁泽生为了省下钱给孩子买奶粉吃，自己瘦得皮包骨头，被同志们叫做“阿片”。
日本人的魔爪伸到上海
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1927年11月底，翁泽生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在闸北天庵源源里宣告成立，成员都是来自台湾的进步青年。
由于活动地点太狭小，12月底，读书会迁至宝山路协兴里107号，并在青云路天授里20号设联络点，还出版读书会报纸《屋内刊》，发表了不少会员学习革命理论的体会文章，宣传台湾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并向在沪学习的台籍青年散发。1928年3月12日，日本领事馆警察发现台湾青年的反日活动，便会同国民党军警，冲进宝山路协兴里读书会会址，抓走了正在里面的江得水、黄和气、陈氏美玉。
读书会再次搬迁至辣斐得路389号东升里。但日本警察仍在暗中密切监视这群台籍青年的动向。4月25日，读书会新址又被发现，谢雪红、张茂良、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等5位主要组织者被捕，他们与前次被抓的3人一起被遣送回台湾羁押。
台湾党组织在上海成立
艰苦的准备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重要的革命成果——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昨天下午，记者一行来到淮海中路831号。尽管现在这里已经改建成一家烟具店，但77年之前，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幢二层楼房里举行的。
1928年初，谢雪红、林木顺带着共产国际关于创建台湾共产党的指令回到了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共中央早就准备在台湾创建党组织，并指示翁泽生就此进行革命人才的组织与培养等工作，因此此时，党中央即指令翁泽生一起参与创建台湾共产党。之后，各项筹备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导下顺利开展。
1928年4月15日，台共一大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831号金神甫照相馆楼上召开，会议开了两天，中共中央派出彭荣出席并指导大会全过程。这次大会宣告了台湾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台湾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寻访中，记者意外地发现虽然淮海中路831号已改换门面，但这段历史还是有线索可查。在离淮海中路831号不远的瑞金一路上，有家新人民照相馆。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听店里的老职工说过，20世纪20年代，有位被称为“金神甫”的俄罗斯人，在淮海中路831号开了一家“金神甫照相馆”，以照相为掩护，为在上海活动的各国革命者提供活动场所。这一情况与台湾共产党在这里召开成立大会的资料相吻合。原照相馆解放后名称几经变易，直到2003年“人民照相馆”搬离这个地方。
发起声援台湾“雾社起义”
台共成立大会后仅10天，便遭日本警察搜捕，所有文件均被敌人搜走，这造成了大陆这方面资料的欠缺。此后，翁泽生等人于1928年6月，在上海创建台湾青年团，开展一系列的反帝运动。
当时的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侵略者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于当年6月17日宣布开始对台湾的统治，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其所谓的“始政纪念日”。1928年6月17日，翁泽生等人领导台湾青年团在法租界基督教堂集会反对“始政纪念日”，这是祖国大陆首次开展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1929年和1930年，翁泽生又连续两次发起反对“始政纪念日”。
1930年10月，台湾高山族同胞发起反抗日本法西斯统治的“雾社起义”，遭到日本当局残酷镇压。正在上海的翁泽生当即召开台湾青年团紧急会议，随后通过多种途径，将日本这一罪行向海内外广泛揭露，并举行各种声援活动。
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上海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和上海的《申报》《时报》等媒体天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台湾“雾社起义”，“上海反帝同盟”多次组织了上街游行集会。从上海开始，这一声援台湾同胞的反日爱国运动席卷全国，这是大陆同胞支持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又一生动体现。
1935年11月，翁泽生因参加反日运动，被关押进日本统治下的台北监狱，1939年3月19日，饱受折磨的翁泽生因病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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