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刘江）“禁”？还是“限”？这似乎仍然是个问题。在已决定对烟花爆竹适度开放的北京，人们还在谨慎权衡，精神快乐与安全环保谁更重要，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14日在此间召开燃放烟花爆竹立法听证会。虽然所安排的听证事项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中关于限放地点和时间两个具体问题，但是，来自编辑、律师、职员、学生等各行各业的16位陈述人所关注的范围却远远超越于此，旷日持久的“禁”与“限”之争再次激烈展开。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对立双方所关心的问题高度一致：解禁后的北京应如何保证安全与环保。

　　传统民俗面对全新挑战

　　听证会上，虽然陈述人之间的观点交锋激烈，但是无论“主禁派”还是“主限派”，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变，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已不再仅仅是个人记忆中温馨美好的快乐之梦，而成为一个伴随着诸多现实困扰的公共问题。

　　首先，北京成为一个人口密集、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成为最无法忽视的问题。公司职员魏京民说，从1993年至今，北京的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车辆不断增加，犯罪时有发生，火灾的隐患更多，大家可以想象，当爆竹像炸雷一般地炸开，将造成多么可怕的危险和污染。

　　其次，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能量与日俱增的爆竹，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今年66岁的退休工人王崇礼说，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北京过春节，回忆大人小孩一起在四合院放爆竹的情景历历在目。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放小鞭小炮，很少见到伤人的事故。但今非昔比，有些能量大的爆竹甚至能赶得上炸药。

　　同时，北京实施“禁放”法规12年的执法窘境，以及外地解禁后发生的种种问题，使人们普遍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编辑张海涛说，“解禁”是弊大于利。我自己家人的手被炸伤过，我的汽车顶棚也被炸坏过。据今年的一个统计，除夕之夜北京有290个人因为燃放受伤，城区只有36个人，非禁放区达到254个人。

　　此外，陈述人中，特别是那些主张应该坚持“禁放”的人们，往往对市民素质表示不满，对市民的自律能力表示悲观。退休职工王菊说，北京人口众多，发生事故十有八九找不到肇事者，只能自认倒霉。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刚刚走上法制化的国家，老百姓还没有自觉遵守法制的意识，管理难度很大。

　　范围再小点　时间再短点

　　此次听证的具体事项包括以下两个内容：《草案》中关于“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五环路以外的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草案》中关于“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有趣的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平衡考虑，在政府趋向宽大的法规面前，七成以上的陈述人都提出：允许燃放的地区范围可以再小点，允许燃放的时间可以再短点。

　　职员李全利说，《草案》中对限放区以五环路为界的规定不全面。因为，现在北五环以外的居民也很密集，建议可将此条改为在本市五环路以内，以及居住稠密区等都规定为限放区。

　　律师黄海说，《草案》关于时间的限制过于粗糙，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和体弱多病人的休息权，建议将其进一步进行细化。比如考虑中国人有守夜的习惯，除夕可以24小时燃放，正月初一至十六则规定21点至24点禁放。

　　还有多位陈述人建议，应由政府出面，在节日期间组织专人统一进行燃放，减少个人的随意行为，以此减少安全隐患。

　　民意在充分讨论中走向融合

　　听证会前，北京市政府以及人大有关部门通过座谈会、民意调查、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民意，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充分报道。由此，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那便是各种观点不再是截然对立的，更是趋向交叉甚至融合。

　　听证会上，陈述人虽然所持观点各有不同，但很多人发表的意见都表明，大家在竭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开始返观他人的观点，并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尽量做到不同利益各方和睦相处。

　　鲜明地提出“禁改限”是历史倒退的张海涛，在其陈述词中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在京城燃放烟花爆竹是需要付出高成本的，不能像在农村，想放就放。如果要在北京放炮，必须要到远离人群的五六环以外，这样，“你玩得起，对大家也没有干扰，才能形成一个和谐自由的局面。”同时，更多的人不再局限于简单地宣泄情绪，而致力于提出更理性、更具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有陈述人提出，政府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对爆竹的规格、产品质量应进行明确限制；应加强对市民公德和社会责任心的教育等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市对于上述两个十分具体、且人们普遍关注的法律事项进行听证，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值得赞许的。他说，这可以使人们与即将出台的新法进行充分互动，听证既是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民意消化和接受法律的过程。在进行公开、透明、广泛的意见征集后，政府降低了决策风险，百姓也提高了对新法的认识，有利于未来现实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