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驷

白岩松采访孟晓驷

　　《决策者说》

　　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演出条例热点解析

　　主要嘉宾：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

　　特邀嘉宾：

　　张兴建：文化市场司副司长。文化部工作20多年，文化市场发展的见证者，诸多法规的起草者。

　　朱克宁：中国表演家协会秘书长。

　　张 宇：中演集团总经理。中国最大的演出公司，国有的演出公司。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陈纪新：北京时代新纪元演出公司总经理。（三大男高音北京演唱的经纪人）

　　田军利：中国东方歌舞团团长

　　戴玉强：著名歌唱家

　　王小平：河南省宝丰县县委书记。中国最大的民间演出基地，1200个剧团，5万人常年在外演出，占全国一半。

　　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决策者说》。先给您看一个演出报价， 2004年北京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最高票价是两万，2001年北京的三大男高音紫禁城的演唱会最高票价是2000美元，2004年的北京“希望的长城”世界巨星演唱会最高票价是一万，图兰朵98年的最高票价是1000美元，2004年广州莎拉布莱曼演唱会最高票价是6600。文化市场的变迁最近还有了新的新闻热点，演出条例出台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决策者就是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

　　白岩松：公款买单只是条例其中的一款，但出台之后，几乎成了媒体报道量最大的，是不是有点出乎你们的预料？

　　孟晓驷：是，我觉得公款追星的话，这件事情又还是在“公款”两个字上，因为追星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和爱好，但是公款一介入政府就越位了。

　　白岩松：公款追星四个字主要在公款，你们看到这个现象这几年已经是什么样？

　　孟晓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了，可能就是观众们都还记得，去年曾经媒体报道了一个在四川万元县追星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当时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小学教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学校非常贫困，让我们买一张票的钱相当于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可以让孩子们好好地上一年学，学校被摊派买票让我们去看这个演出，就是来了仙女，我们哪有心思看？

　　白岩松：这次有了明确的条文要制止公款追星，但我们又有一些政府要办的演出，比如文化节等各种各样的演出，那以后怎么办？

　　孟晓驷：任何法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比如这个条例中对于营业性演出的定义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的文艺表演，实际上您讲的那种政府举办的一些文艺表演活动不在此规定，此法律、此法规的调整范围之内，但是您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政府部门举办的艺术节，举办的活动，虽然政府有大量的投入，但它是社会公益活动，当然毕竟有一些也需要商业方式来运作，比如门票、赞助等等，但这种情况搞得太多了，对市场也是一种干扰，因此我们也准备根据有关规定和思路来进行一次清理，能够改善运作的方式，同时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白岩松：公款追星被制止了，但是被制止的是政府直接出钱买单的公款追星，如果政府用暗示的方式呢？比如一个县长暗示县里的几大企业，你得给我办这样的演出，怎么办呢？

　　孟晓驷：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属于违纪，违反党纪和政纪，也是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的，当然，我觉得舆论界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

　　白岩松：除了公款追星，“义演不义”在这两年也屡有新闻报道，针对“义演不义”这次条例中也有明确规定，制定这个条例的思路是什么？

　　孟晓驷：主要是要做好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让受捐的单位能够拿到钱，这样我们规定所有的义演，除了扣除票的成本以外，所有的款项都要给受捐单位。第二点就是演出各方不得从中牟利，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白岩松：在条例出来之后，如果出现义演不义的情况并被查处，会受到什么处理？

　　张兴建：首先是要对演出的主办单位进行处理，审计演出的整个过程，对那些违纪支出的演出，我们要根据国家的规定予以追回，同时对主办单位予以罚款，对于个别演员义演不义，拿取高额劳务费，这个也要通报批评。

　　白岩松：是不是将来义演恐大的帐单就得是透明的？

　　张兴建：这个义演的全部过程应当由审计部门来审计，同时由受捐单位，特别是民政部门予以监督。

　　白岩松：这个条例中关于赠票两个字，媒体的报道量非常大，为什么把这样的条款写进来？

　　孟晓驷：赠票，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过去长期被人们认为还是一种比较高雅体面的情况，我能要着票，你看我多好。如果赠票太多了，会增大演出成本，而且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不利于市场体系的建立，所以我们条例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白岩松：中国演出家协会秘书长朱克宁先生，听说去年咱们自己办了一场演出，叫十全十美，挣着钱没有？

　　朱克宁：应该说差不多打平吧

　　白岩松：但是通过当时的宣传，包括整个满座率的情况，还有这些腕儿，周杰伦、言成旭、蔡依琳等等，大家觉得你们赚大了，您说持平是不是太含蓄？

　　朱克宁：这个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您开始的时候，展示了最近这几年大的演出的票价情况，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情况，比如说三高演唱会，在国内卖最高票价是2000美金，但是同样的一场演唱会，在韩国卖的最高票价是190美金，在日本的最高票价是220美金。

　　白岩松：那又差出了很多。我替你们算了一下帐，总票额是4.9万张，公安处走了11000多张，防涨票就要6000多张，警卫1700，奔两千去了，工作票3000多张，然后赠票还有7000多张，两个一加起来，最后能卖的票也就60％左右，防涨票是什么概念？

　　朱克宁：它是这样，就是公安为了保证大型演出场馆的安全，他不让你把所有的座位全都卖了，他可能有两个看台根本不让你卖票，这样就说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骚乱的话，有两个可以疏通的地方，得把人往疏通的地方走。

　　白岩松：张宇先生，据您了解国外办演出，成熟市场办演出的话，赠票的比例有我们这么高吗？

　　张 宇：没有，比较成熟的市场上肯定还会有赠票，或者叫工作票，但这个比例肯定不会这么高。

　　白岩松：您觉得什么比例的赠票是合适的，给哪些人是应该的？

　　张 宇：这里头是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当然是社会风气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刚才孟部长讲的，它损害了市场、这个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个市场都是建立在一个很广大的消费群体、消费基础之上。当这个消费不存在的时候，这个产业、这个市场，不管我们在艺术生产方面下多大的功夫，最后的结果还是卖不出去。

　　白岩松：部长，在我们的条例里头，专门针对赠票制定了规则，可是人们有时候会去想，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管这事儿干嘛？

　　孟晓驷：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板上我看了看，对文化部门、新闻媒体部门和个体关系票的话，还是比较照顾的，比例没有说出来，但是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讲，赠票这个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个是影响演出市场良性价格的形成。第二可能不利于培养比较成熟的消费者群。有些票流到倒卖票的黄牛手里头，低价来出售，这次条例出台以后，我看到了网上有消费者说，这个条例一出台我们就有希望不做乳牛了，实际上他也觉得自己受到了盘剥消费者，因此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身上，能拿着票的人就永远不去买票，不能拿到票的人心里也不平衡，所以这个条例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自己实际上很不好意思，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接受一些赠票，自己也主动要了一些票，但既然条例已经出台，今后还是按照条例的规定，只要除了公务以外，尽可能不索取赠票，我想执行这个条例，要求机关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要从自己做起。

　　白岩松：您主动亮出底，新闻媒体我们以后也得规矩一点。但如果别人主动送过来，咱不拒绝不就完了吗？

　　孟晓驷：你如果要是索取，主动索取用票的话，实际上就是违反这个条例了，你不接受赠票，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作为公务员的一个道德因素，这两个不是一个范畴的事情。

　　白岩松：我们讲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假唱，制定这个条例制止假唱容易吗？

　　孟晓驷：我也觉得假唱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确界定比较难，我们说的假唱就是拿着自己的录音带对口形，最后有一个和声，这个算不算假唱，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在制定条例的时候，主要考虑假唱的问题，它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是买方对于卖方的情况不太了解，信息不对称一般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次品市场，还有一种是道德扭曲，这两种情况实际上给演出市场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我看到一个材料讲到帕瓦罗蒂，他有一次嗓子不太好，晚上准备要开演唱会，这个主办方给他提建议，是不是这次咱们采取假唱算了，他并没有因为追求自己声音的完美而假唱，他向观众说明了真实的情况，那一次演出实际上质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仍然赢得了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真情，他的诚实赢得了观众的心。所以我想这样的例子也还是有的。听说今年年初，法制报有一个调查，就是在民众中，老百姓对于假唱大约有70％的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白岩松：戴玉强，你的唱法不是通俗的唱法，是否假唱的比例比较低？

　　戴玉强：我曾经假唱过，不但假唱过，还让媒体曝光。有一次在杭州演唱，我本来拿着伴奏带去了，提前还告诉主办方把音响设备搞好，我本来是要真唱，结果到那儿他说戴老师，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设备没有按那个实音设备，光是放音的设备。劳务费拿了，我总不能掉头回去吧，就唱了，唱了很明显就让人看出来是假的，那天我记得叫把一切献给党，报纸报道说，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难道用假唱来表达对党的深情吗？我确实很狼狈，但又不能去辩解，其实我不愿意假唱，我觉得假唱挺别扭，有时候电视录像，我要对口形吧我还进不去情绪，我即使对口形，我也在那儿哇啦哇啦地唱。再有就是，大家在电视里看到的恐怕就像冰山露到外头那一点点，很多人看不到水里头的，比方说前两天演的霍夫曼的故事，歌剧，我就感到很悲哀，虽然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在这之前演了很多的歌剧，就是所谓的剧场艺术，这个总是假不了吧，没有麦克风根本就，怎么假？假不了。但是恰恰这些货真价实的演出受众群很小很小，所以说假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技术发展了，有了这么好的设备，有了录音设备，有了麦克风，才有可能去假，当时长安剧院吉祥剧院戏曲，它没有扩音，怎么可能假唱？我们现在的剧场演出，我的歌剧，每年演这么多歌剧，看的就那么几千人，还有的买票的大概在中国演出大概20％，所以事业没法发展，这就是互相的，赠票、假唱把我们这个市场挤得的，我们就没法活了。

　　白岩松：有的观众有一直把假唱的矛头打在演员身上，演员是不是也有委屈？

　　戴玉强：也有委屈的，也有不委屈的，有些人吧，他完整唱一个歌唱不下来，他就一句一句对，甚至于一个字一个字地对。

　　白岩松：录音室制造。

　　戴玉强：对，你说现在的技术发展这么高了，还是停留在剧场艺术？这个我也没想清楚，比方说拍MTV，你让他也真唱，不可能。我就疑问，我说现在的观众到底想不想听真唱？我们的媒体的引导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文化主管部门做这个事情真是大快人心。

　　孟晓驷：我觉得他有一种矛盾，一方面认为假唱是一种技术作用于演出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他又感觉到让有实力的演员和没有实力的演员在舞台上没有区分了，是有这个问题，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但是很真实。

　　白岩松：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结果？

　　孟晓驷：我们希望在举办营业性现场演出的时候不要出现假唱的情况。应该用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情感来面对观众。

　　白岩松：问一下团长了，彻底不让假唱了之后，团内是否会做调整，比如说演员的素质、真唱的能力等等？

　　田军利：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东方这些年来，在舞台上演出从来都是真真正正地演唱，这个条例管的是假唱，我们没假唱， 要求演员好好唱，要好好练，我们用最现代化的舞台设备来支持他，给他提供这样的保证，我多说两句。我们今天谈这个演出管理条例，演出管理条例是什么呢？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演出市场的管理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就叫游戏规则，只要是价实是货真的，老百姓就感觉这个价实在，因此他有信任你这个价格。所以最关键是我们的生产者要真心诚意地对待老百姓，拿出你最优秀的作品来，让老百姓认为他花三百值得，花一千也值得，这样的话我们的市场良性发展。

　　白岩松：会不会条例出来之后，公款追星和义演不义解决得好，可是赠票和假唱由于操作难度，会慢慢流于形式，制止不了？

　　孟晓驷：关于假唱的问题，我们不光是在条例里仅仅提出原则性的规定，我们有三点具体的规定，第一是演出单位不准举办假唱，第二是属于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准为假唱来提供条件，第三点如果要求假唱的是主办单位，那他必须要派人到现场去监督，以防假唱行为的发生。因此我想如果假唱情况还继续在市场上存在，一旦被现场的群众发现了，不论对于演出单位还是对于演员来讲都是一件相当难受的事，很难轻松过关。因此我觉得会引起充分的注意。另外这个问题仅仅靠法律是不行的，需要演员本身自身的道德修养，需要行业的自律，也缺不了新闻单位舆论监督。

　　白岩松：新纪元传播公司的陈纪新陈总，现在都叫经纪公司，传播公司，但过去曾叫走穴，叫穴头，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词儿？

　　陈纪新：严格地说我叫穴头还不够资格，但是我比较了解穴头。我先生是在78年改革开放之后，深圳，1979年那个春天，在深圳时间就是金钱。原来我们文艺音乐团叫“放在箱子里的衣服”，过了节拿出来抖落抖落又放进去了，十年文革是没什么节目可以演，所以大家都按捺不住，蹦出来做演出，私自演出开始其实是从1978年年底到79年初，受深圳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北京号称叫四大穴头，其中我先生是之一，有儿艺的，有海政歌舞团的，还有广播问共团的，这三个团体。

　　白岩松：我听说北京火车站那个西大钟是一个走穴和穴头都知道的事儿是吧？

　　陈纪新：对，我那会儿经常跟他们演出也走穴。

　　孟晓驷：陈总挺真诚的，她自己实际上讲她做穴头还没有资格，但实际上我一听说她是穴头的夫人。

　　白岩松：“走穴”这样的词汇里含着一种贬义，您很早就开始到文化部门工作，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把走穴看成要治理，要管制，甚至消灭的对象？

　　孟晓驷：是，实际上穴头和走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因为文化饥渴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得以释放，穴头和走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活跃起来的，实际上穴头就是走穴的组织者，而这个走穴是旧时梨园戏班子跑码头时候的一个称谓，当时并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建国以后，我们的演艺人员被固定在演出团体，所以流动相对减少了，走穴这个词儿慢慢也就让人给淡忘了。可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聪明的文化人看到演出有利可图，于是就组织一些明星大腕儿，他们带演出队、演出小组到全国各地去演出，实际上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是穴头来组织的，所以他是粗制滥造，偷税漏税，蒙骗群众，私演私分，就是这些问题，迅速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高收入的阶层，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关注，当时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文化部曾经反复研究，咱们可不可以把穴头从地下请到地上，赋予合法的身份，加以规范，但当时的市场调整并不成熟，所以一直到了97年就是营业性演出条例的发布，也是今天我们条例的前身，这个时候才明确了演出主体单位的，对演出的主体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这样的话演出经纪机构逐渐取代了穴头，穴头就从这个市场上淡出了。

　　白岩松：张司长，现在好像许可证卡得很强，最多的时候许可证有多少？

　　张兴建：我是这个条例的第一起草人，当时面对演出市场的混乱局面，我们试图利用各种各样的许可证，来规范演出的经营主体，当时设计了七个许可证，包括演出场所的、演出经纪机构的、演出团体的，还有是个体演员的各种各样的证，试图来规范这种演出的经营主体。

　　孟晓驷：我插一句话，他这指的是97年，就是本条例的前身。

　　张兴建：随着这个演出市场逐渐地规范，特别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政府部门也逐渐地认识和准确政府的职能，现在就是这种审批权逐渐地下放，演出许可证现在变成一证制，就是演出经营许可证，变成一证制也是方便了群众，同时演出的审批权和管理权放到了我们的县以上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这就使演出落到了实处，使演出管理也落到了实处。

　　白岩松：陈总，有了这个改变之后，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于演员，还是对于观众？

　　陈纪新：我觉得这个能够有效地保护，就是有序地、平等地竞争，我觉得越来越进入这种状态，刚才说，其实我是做原来说穴头，但是当时政府是对混乱的市场希望通过国营演出经济机构这个主渠道来控制这些大型活动的安全操作，我觉得当时是必要的，因为现在情况发生了。现在这种开放也是因为这个市场逐步成熟，我觉得现在体现什么？取消许可证就ABC，原来几类都取消之后民营的进来，个体演员都可以办演出的时候，对演出经营者来讲就有巨大的压力。

　　白岩松：陈总，今后竞争都更多了，从您的角度做这样的公司的角度，您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去面向这种竞争和市场？

　　陈纪新：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让我们变得更专业，从开始我们受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天一定要打破垄断，一定要有竞争，其实我觉得权力最大被削弱的是张总，他原来国家独此一家来做经营现在，他也很大程度市场化。

　　孟晓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说，因为我们的涉外演出权经历了从独家垄断到系统垄断，直到向全社会开放，而独家经营的时候就在他那个地方，因此他失去的最多，但是他这个公司还在蓬勃发展之中，因此我觉得他还是大有潜力的。

　　白岩松：张总，你需要的调整是什么？

　　张 宇：我觉得第一，我倒没有觉得这次的调整下来，我们有一个利益受损的概念，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过去得到了政府很多的支持，但是也得到了政府很强的管理。我觉得营业管理，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如何去管理，去处理，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它是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全北京就有两家演出公司，就是中演和北演，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北京演出比今天更繁荣吗？比今天更发展吗？而且在那个时候，也许人家甚至不服气，人家会觉得你是垄断的，你就是做得好也不算数，在今天这个大竞争的环境下，你仍然做得很好，因为不客气地讲，中演仍然是第一，这就证明了你的市场竞争里的实力。

　　白岩松：部长，在这方面，从文化部门出来，许可证一下减少了很多，您期待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孟晓驷：我们期待带来的变化，因为这里边实际上有一个政府归位的问题，我想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什么都管，包揽一切，大权全在手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应该树立一个服务的形象，也就是有限的政府、法制的政府和服务的政府，因此我们从市场中尽可能退出来，让演出主体活跃在市场上，我们期待着演出市场最终能够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物美价廉的文化服务。

　　白岩松：但是你看，我们也注意到了文化部门也不容易，过去其实手里权力挺大，拿着许可证就是权力，但是这回退出去了，会不会不太适应，隔一段时间觉得这哪能这么松，我还得再把这条手伸出去。

　　孟晓驷：我觉得还是挺适应的，因为只有政府归位了，市场才能到位，作为我们文化部门自身来讲，只有文化部归位了，各省的文化部门才能到位，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刚才您讲到就是说这个旁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权力的旁落落得恰到好处，落得正是地方。

　　白岩松：演出更好办了，个体都可以做了，比如说明天我下岗了，我是否也可以去做演出？也当一把新时代的穴头？

　　孟晓驷：从事涉外经营演出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需要一定的资金，第二是需要从事两年经营性演出的资质，第三是需要两年之内没有违反规定的记录。

　　张兴建：假如你做不了经纪人，你还可以做个体演员，假如你要是做个体演员的话只不过你要到区文化局，只不过要到区工商局登记，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您就可以演出了。就变得简单多了。

　　白岩松：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宝丰县委的王书记，您讲述一下为什么宝丰跟文化演出连在一块？

　　王书记：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这几年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发展非常迅速，到目前为止，演出团体已经发展到1200多家。从事民间演艺的农民已经达到五万多人，据我们了解，这两个数字已经占到全国民间演艺人员的一半。

　　白岩松：你们都是演什么？不会在自己家里演吧？

　　王书记：他的演出内容主要是以魔术为主，歌舞为翼，武术杂技为辅，多元化演出这样一个格局，他演出的对象主要是面对全国的广大农民兄弟。到目前为止，除了台湾没有去过，全国其它省市都有我们民间演出艺人的足迹。

　　白岩松：这种文化产业是你县里的支柱产业了吗？

　　王书记：对，我们从艺表演团体他们一年的收入现在已经达到2.86亿，成为我们县六大支柱产业的一个，并且他们的收入已经占到表演团体所在乡镇农民纯收入的70％，这两个数字一个是说明我们农民需要文化，而且我们表演团体它是在市场当中产生，又是在市场当中壮大，因此我们讲这个演出条例的颁布实施，我感到我们宝丰县的表演团体，我们广大农民是一个受益者。

　　孟晓驷：宝丰的经验实际上我们对宝丰的关注是从举报宝丰的演出剧团开始的，农村大篷演出不健康，当时我们和中宣部就在一起联合组织一个调查组，他全县48万人口但是有1200个职业剧团，全国民间职业剧团有多少？6800个，6800个，他占了将近五分之一，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对于河南宝丰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易疏不易堵，于是去年我们就在宝丰举办了一个全国的民间职业剧团的团长学习班。

　　白岩松：像现场会一样。

　　孟晓驷：现场会，培训班，充分肯定民间职业剧团的意义，鼓励了他们的信心，同时受到了他们非常热烈的欢迎。刚才你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宝丰，让全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可复制，我认为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应该把送文化和种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一支不走的文化队伍，这些年中宣部一直在提倡演戏下乡，像我们的国家歌舞团，包括你们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都是在面向基层进行演出，但是你这个演出轰轰烈烈，你总有一天或者总有一个时间要走，怎么办呢？心连心艺术团走了，民间职业剧团还可以和基层手拉手，继续把文化的种子种在农村，让它在那儿生根、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政府部门，就是说比较提倡的，就是一方面要送文化，一方面要种文化，我觉得这个是解决广大农民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重要的方面。

　　白岩松：这次条例中对外资也有了适度开放，这个战略考虑是什么？

　　孟晓驷：这次就是说应该说从这方面来考虑，不仅为了增加允许一部分外资的进入，因为这次整个的条例对外这方面实际上打破了两个壁垒，一个是内外资金的壁垒，一个是涉外经营的壁垒，您刚才提的个实际上是一个内外资金的壁垒，就是允许一部分外资进来，我想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演出市场的资本量，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对于经营管理，还有市场运作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正是我们的弱项，因此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所以我们更多地想到的，这个不仅是用这个资金，更重要的是学习一些长项来补足我们自己的不足。

　　白岩松：“走出去”是一个刚开始不久的事情，包括中国文化演出这样的形式走出去，您的信心怎么样？

　　孟晓驷：我是有信心，但是更有紧迫感，当前的国际上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说是19世纪是以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以经济发展的世纪，21世纪是以文化建立新时代的世纪，用文化建立新时代是需要有文化竞争力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资源的优势并不等于市场的优势，你有资源开发不出来等于零，你有资源被别人开发了，就是别人的优势，因此只有把资源的优势变成市场的优势和产业的优势，才是真正的竞争的优势。现在中国之门向世界打开了，欢迎各国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光临我们的国门，同时世界窗也向我们打开了，我们也可以欣赏到外面的风景，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不能只在内河航行，它必须要驶向辽阔的海洋。像我们的先祖鉴真赴海东渡，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你要有远航的能力，这需要我们睁眼看这个世界，研究和学习这个世界，能够把涉外文化产业的筋骨打造得更加坚强，作为和平的大使驶向世界。

　　白岩松：最后您描述一下您期待的文化演出市场的局面是什么样？

　　孟晓驷：我非常喜欢宋代词人陈亮的一个佳句，叫做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烂漫的春花值得赞美，但是只有累累的果实才能够证明春花的价值。我们最终追求的还是这种价值，我们期待着演出市场既有春花烂漫的过程，同时又能够结出累累的果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发挥文化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