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模糊轮廓，如同浩瀚大海上那远去的帆影。陈坚让1945年9月9日这天形象起来。他完成上面这幅22米长的油画。

　　1976年，25岁的陈坚第一次走进南京军区创作室，一只脚踏上嘎嘎作响的木地板时，已经与历史有了某种暗合。

　　“创作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后简称《公元》）整整16年，先后两稿，南京受降的历史时刻终于在我的笔下重现。”现在这幅画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展出，作者陈坚却重回了当初创作的画室???黄埔路南京军区内的日军受降旧址，向记者娓娓述说他与1945年9月9日这个历史时刻的不了缘。

　　巧遇 《日军签降一幕》

　　1976年我从部队业余创作的位置上调入南京军区专业创作的岗位，巧合的是画室就在当年中国战区举行受降大典旧址的楼里，当时我并不知道。11年后我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看到《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书中刊用了一篇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的新闻稿“《日军签降一幕》（九月九日航寄自南京）”，我激动极了，想尽快进入创作，但几年后才找到关于受降的一些资料。

　　找来假何应钦做模特

　　1993年国庆期间，我开始这幅画的草图工作。投降席和受降席的人物是整个作品中的重中之重，要“对号入座”中方最高长官何应钦当时的身份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同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既是同等军阶，又是同校之友。曾参与“何梅协定”的签署，又所谓“亲日派”，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选择了他。我想，在这样的场合中，他应该是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心态和神情来担此重任的吧，其左手轻轻拨动桌面是否可以说明其内心的骚动不安？但直立而挺拔的军人姿态又不失风度地展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威严。在双方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刻画上，我费了许多周折，最后从现实生活中寻觅长相近似的人，按照画中的角度和光线照射来做“模特儿”，何应钦就是用这种方法画出的。

　　考证受降大典资料

　　《公元》属历史题材的作品，我一直坚持正面的纪实手法来表现这一重大事件，对于后人反映这一事件的人物、人物位置、原件复制中的错误，从我这幅画中能得到很好的更正。如：南京博物院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边的颜色运用就有误。应当是蓝、白、红而不是蓝、白、蓝。画中的日军代表的皮靴清晰可见，必须明确描绘。我从黑白的历史照片中分析出惟独日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穿的皮靴为棕色。再有，从照片上模糊地感到日军皮靴上有骑马用的“马刺”，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的画册中得到大量的佐证。至于日军服装的样式、军衔领章、勋表及其钉缀的位置；中方军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大典时特有的臂章标记，都一一作了考证。有的还亲手将其制成道具供绘制使用。

　　小画架画出22米巨作

　　陈坚当年创作的画室十分简陋，几根木棍搭起一个画架，6m×22m的画幅根本无法全部支在上面创作，只能分成一段一段地画，他这样一画就是十年。采访结束时，陈坚说，现在人们在创作反映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时，在历史真实性的形象表述方面误差太大，甚至洋相百出，很不严谨。我鄙视这些对历史不负责任，不严谨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