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轻的不拿鸡毛，重的不拿碾砣，凡是值钱有用的东西，没有不抢的，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河南的老百姓这样描述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很多日军到过的地方就等于是剃了头，多少人都没了。”

　　日军侵豫罪行累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战败投降，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以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妄图灭亡中国，把占领区变为准备长期战争和扩大战争的后方基地。

　　抗战期间，日军在河南所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不胜枚举。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中记载着大量日军在河南的暴行。1938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河南占领区进行清乡、清户口，发放良民证，“治安”强化；对游击队活动区步步进逼，实行“蚕食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梳篦式”大“扫荡”（仅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50万以上）等。

　　“鬼子轻的不拿鸡毛，重的不拿碾砣，凡是值钱有用的东西，没有不抢的，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老百姓这样描述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很多日军到过的地方就等于是剃了头，多少人都没了。”

　　据河南省等26个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极不完全的记载，侵华日军在河南制造的惨案就有108次。其中包括安阳西梁惨案、郑州惨案、新乡同庆里惨案、永城惨案、驻马店惨案、信阳北土门惨案、桐柏惨案等。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但不屈服的中国人民顽强地坚持对日抗战，全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40％），直接财产损失620亿美元（以1937年7月美金价值折算）；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血证确凿，血泪斑斑，立此存照，以史为鉴。

　　【濮阳东节村，一个曾经消失的村庄】

　　8月10日中午，濮阳市南乐县武家村77岁的武德成老人驼着背从田地里走来时，面对记者的突然造访，满头白发的他脸上露出了和善的笑容。但谈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震惊豫鲁的东节村惨案，从死人坑里生还的唯一幸存者武德成眼中仍流露出一种恐惧。

　　据老人回忆，1942年7月中旬，13岁的他在濮阳武家村家中被日伪军抓走，并被带至县城与山东交界处的东节村日军碉堡前，和其他数十名群众一起被关在一个深达2米多、直径达10米左右的土坑内，每天放一次风，吃喝拉撒全在坑内。两个月内，日伪军先后在碉堡附近挖坑达7个，将近百名无辜群众打成重伤后再活生生埋掉，武德成由于年纪较小，最终逃过一劫，后由家人借来两袋谷子换回一条命。

　　在东节村，南乐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赵文泽称，侵华日军制造的东节村惨案骇人听闻，是年，由于抗日军民利用东节村日军加高炮楼的机会，扮作民夫进入，一举歼灭日军9人。事后，日军从南乐县城和附近的千口乡调来大批日伪军，在东节村未找到一个群众的情况下，一把大火将东节村300余间民房烧成一片废墟，村庄不复存在。之后，日军又从东节村附近的数十个村庄抓来近百名“可疑分子”，将他们赶进7个地窖内，在审讯无果的情况下，一次次将被关押的群众打伤活埋。地窖里的妇女许多人被奸污，有一宁死不屈的妇女也被活埋，被日军霸占的7人，下落不明的3人。两个月内，日军先后杀害了近百人，酿成了东节村大惨案。两年后，一直处于“无人区”的东节村才开始有了人烟。

　　【濮阳沙区，日军“扫荡”后多成无人区】

　　在濮阳市政协文史委，常永兴同志向记者列出了抗战时期日军在濮阳制造的一系列惨案：

　　清丰惨案——1937年底，日军从山东侵入清丰县，仅在两天内就残杀无辜群众1000余人，制造了清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案。

　　陈寨惨案——1938年2月9日，濮阳沦陷。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就残杀我同胞240多人，烧毁房屋14000多间，其中陈寨一村被刺死者85人，5户被杀绝，90％的房屋化为灰烬。

　　自1939年杨得志、崔田民率部在濮阳一代开辟建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后，日伪就一直把沙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经常到沙区进行清剿和“扫荡”。一位抗战时期的老民兵说，日军对沙区的“扫荡”数不清有多少次，有人说十天一大“扫荡”，五天一小“扫荡”，一点也不为过。

　　日军五五大“扫荡”——1940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五），日军集中驻开封、新乡的第三十五师团，驻商丘的骑兵第四旅团等兵力8000余人，汽车、坦克170余辆合击我濮阳西部地区，八路军二纵新三旅八团在濮阳、滑县交界的小渠黄村与敌激战，毙伤敌400余，击毁汽车26辆，然后分路突围。在小渠战斗中，我三营营长张海月率全营阻击，张海月与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敌以为发现八路军主力，随后又调集日伪军两万余人于6月10日分十二路向我清丰、濮阳、内黄合击，妄图歼灭我二纵机关，杨得志率领机关及时跳出敌包围圈，指挥各旅在外线分散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日军于18日结束“扫荡”。这次大“扫荡”，日伪军占领了清丰、南乐、濮阳、内黄、长垣、滑县、东明等县城。并在滑、浚两县建立据点30余处，初步形成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包围，我地方武装、群众团体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四·一二”惨案——1941年4月12日至20日，日军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三十五师团、第一混成旅及濮阳、清丰、南乐、滑县等地的伪军共2．5万人，出动汽车、飞机、坦克等装备，对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濮阳西北、顿丘、内黄南部和高陵县沙区进行毁灭性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我分区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团。在日军铁蹄下，沙区4000余人被残杀，142个村庄（房屋5万多间）被烧毁，家具和牛、羊、猪等家禽被抢掠一空。

　　据1942年5月3日冀鲁豫边区镌立的“四·一二阵亡将士殉难同胞之公墓”纪念碑记载：“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在千口村，机枪扫射死近千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群众亦约千人；在杨固、土镇，用活人填满了五眼水井，然后用沙土石磙压在上面，死有1300多人。其中全部变成焦土的村庄达80个，这些村庄一度消失，成为远近闻名的无人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陆续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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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期间，英勇的濮阳人民配合抗日部队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70余次，攻克日伪军据点20余个，歼灭日伪军数以万计，缴获枪炮军械无数，使濮阳这块千年的古战场成了埋葬日伪军的汪洋大海。

　　【荥阳霸王城，数十村民遭活埋】

　　霸王城，北靠黄河，东西南三面均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华北日军为了控制这个要点，派一支军队于1941年10月2日夜渡过黄河，侵占了霸王城，在那里驻扎了一个中队，前哨设在王顶村。日军为了巩固这个据点，抓了很多青壮年为他们挖战壕，修工事。

　　12月的一天，王顶村村民王俊杰父亲做生日，妹妹从婆家赶回家，被日军发现，他们兽性大发，一阵“花姑娘”的怪叫，把她包围起来，正要动手脚，惊动了她的4个哥哥。4兄弟手挥木棒与日军搏斗起来，一阵枪声，兄妹5人均倒在血泊中。

　　一天，日军突然把王顶村包围起来，勒令村民一律到西场集中，他们手持步枪大刀，挨户搜赶村民，一时鸡飞狗叫。村民王乐建的爷爷因迟走一步被日军枪杀在家大门口。全村48人被押到西场后，乱作一团，人人心惊胆战。只听一声狼嚎似的喊声，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这些群众逼去，强令随从的民夫，把这些人推到三四丈深的沟里，有的当场摔死，有的摔断了胳膊或腿，一时间老少哭叫连天。日军见有摔伤未死的群众，就架起机枪向沟内扫射，鲜血染红了山沟。日军破山取土，不管死活，把他们全部埋在沟底。其中有两个青年妇女侥幸活命，在逃跑中又遭轮奸，一个被用铁锨砸死，另一个被开枪打死。

　　发生在郑州的三起惨案

　　郑州大轰炸——1938年2月14日，日机15架，从安阳起飞，分三批轰炸郑县（今郑州市）。这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上午10时左右，市民们正兴高采烈地在大街上耍旱船、玩龙灯时，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颗颗炸弹倾泻在火车站及其附近的商业区。顿时车辆、路轨、站台，被炸得东倒西歪，坑坑洼洼。平汉、陇海两铁路运输因而中断，火车站附近的大同路西段和一马路一带，是最繁华的地段，饭店、旅馆林立，人口密集、落弹尤多。华阳春饭店为五层高楼，上层为旅馆，下层为澡塘和饭店，全被炸毁，住客和职工除两人幸存外，均死于非命。华安饭店、五洲旅馆，成为一片焦土，四层楼的花园饭店，从屋顶塌到地上。当日被炸死、炸伤百姓500余人，无头、断肢的死者，布满街头，三天时间，才将尸体清理完毕。另外南学街、书院街、顺城街等处，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市民多有死伤。

　　大花庄屠杀——1941年10月2日夜，日军由琵琶陈渡过黄河，次日天微明，日军西犯至大花庄西桥头，遭我第八十一师吴营抵抗，两军隔贾鲁河激战。日军渐增，吴营无援而退。当日该村被杀84人，连外村逃难的和战死桥头的我军士兵约数百人。同时另一股日军又向桥东南3里远的小孟庄、枣庄村进犯，越过贾鲁河，占领了磨李，随后包围了北李庄。与我第八十一师吴营激战，该营官兵全部战死，敌亦遭重创。日军占领北李庄后，杀戮更凶，上至70多岁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婴儿，一概屠杀，全村被杀74人。

　　黄岗寺惨案——1941年10月4日郑州沦陷，10月12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郑县西南黄岗寺一带进犯。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炮、机枪射击，村民伤亡40多人。日军进村后，又把老百姓集中起来，周围架起4挺机枪，从中挑出11人，押送到齐礼阎村的一间草房屋里，纵火烧死，共烧毁房屋1700多间。据《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稿件采写　陈伟　文字整理　刘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