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31年“九·一八”爆发后，故宫国宝的命运牵动人心。国难当头，将如何保证国宝的安全？

　　1933年2月5日凌晨，国民政府下令，故宫13427箱计59万件文物分批由木板车经天安门推出，运往上海，拉开了国宝南迁的序幕。后国宝迁存南京。“七·七”事变后行政院决定，存南京的国宝分三路疏散：北路到洛阳、西安（最后落脚四川峨眉县）；南路到长沙（最后落脚贵州安顺县）；中路到汉口（后又西撤至宜昌、重庆、宜宾，最后落脚乐山）。

　　在国宝颠沛流离的十几年中，当年到重庆这一站最具传奇性：1938年12月开始，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但存放在重庆的9000多箱国宝却完整无损，成为传奇。重庆人民为国宝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那段历史已过去60多年，存放国宝的仓库如今大多难觅踪影甚至无法考证。当年搬运、看管、守卫国宝的证人大多也已过世，但那段岁月，仍让记者难以割舍。

　　绝密9338箱国宝入渝

　　8月15日清晨，记者来到位于南岸海狮路2号原市商业储运公司南岸分公司仓库。与一墙之隔的慈云寺相比，如今已废弃的仓库显得十分落寂，惟有3米多高的堡坎仍凸显着大气。

　　“听说抗战时期，这里存放过近4000箱国宝。”住在仓库后门小花园的退休工人杨昌玉提起以前的仓库，语气里有一份自豪。

　　杨昌玉1955年就在这里当仓库保管员了。她听附近的老人说过，这仓库以前是一个叫安达森的瑞典人的，堆放鬃毛、腊肉等物品。那时重庆水运发达，所以仓库旁边修有绞（缆）车道。每当有货物运到时就顺着绞车道运上来，每个仓库前还有平台供货物从绞车上卸货，因此仓库是成阶梯排列的。“现在仓库太破了，早就没堆东西了。”杨说。

　　“不止4000箱国宝运过重庆！”说起那段历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市博物馆文管处主任胡昌健感慨不已。据介绍，1938年5月22日，历时5个多月迁徙的9338箱国宝由汉口秘密入渝，包括故宫古物馆文物687箱，图书馆1158箱，文献馆1128箱，特字箱11箱，法字箱12箱，颐和园28箱，古物陈列所4732箱，多为字画，是三路文物中数量最大的一批。

　　“存放国宝的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胡昌健说，最终文物存放在了三处：除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外，川康银行（今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二楼仓库存放了3830箱，第三处则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

　　据胡昌健考证，国宝刚到重庆就出了一次意外，“第一批700多箱文物运抵临江门码头时，搬运工将文物箱子先搬到江边临时租用的一栋简易楼上。因箱子重量大，只听轰的一声，楼板被压垮了，有两个箱子被砸坏。押运员吓得汗都出来了，急忙开箱检查：里面装的两件明代白瓷爵，其中一只白瓷爵被折断一只腿，另一件完好。”

　　今年91岁的老人杨理陶，当年就住在川康银行附近。老人回忆，他曾看见许多押运员小心翼翼地将一箱箱东西往川康银行搬，“记得那里面还驻有军人。后来才听说，银行仓库里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奇迹国宝躲过大轰炸

　　60多年过去，像杨理陶这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其子女也只有断断续续地从老人的话中了解到那段特殊历史。

　　安达森洋行仓库后门外，开茶馆的金老板从父辈起就住在这里。他指着仓库高高的围墙告诉记者，每当日机轰炸时，安达森就把门口的瑞典国旗升起来，以求安全，“但日机哪里看得见这面小小的旗子呢！”

　　从1938年12月26日起，在日机对重庆的疯狂轰炸中，到处一片火海。“国宝必须离渝！”胡昌健说。

　　“其实早在日机轰炸重庆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在寻找存放国宝的最佳地点。”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民告诉记者，重庆是山城，要藏国宝，最好是挖山洞，所以马衡带人在重庆四处寻找挖洞地址，最后选定菜园坝勤德堂旁的山脚。马立即打报告称，可以请重庆基泰建筑工程公司设计能容纳1.8万箱文物的深洞，这样还能将贵州安顺的文物全部装进。但报告经内政、财政、教育、交通、军政五部联合审查后被否定，原因是菜园坝虽无军事设施，但距珊瑚坝机场太近，易遭轰炸。“剧烈震动很可能使娇气的国宝受损。且不说容纳1.8万箱，即使减为1.1万箱，这山洞也要挖上一年多，”唐润民说，“战势不等人呀！”因此，马衡只能西出重庆觅地，最终选中了乐山安谷乡的一座寺庙和六座祠堂。

　　1939年4月，在渝国宝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往乐山。但国宝还没运完，“五三、五四”大轰炸就开始了，“万幸的是文物未被炸！”唐润民说，“行政院命令，必须在三周内将国宝全部运到宜宾！”

　　“重庆到宜宾长江段水运问题不大，但宜宾到乐山的岷江段必须在涨水前抢运，时间非常急！”今年92岁的原民生公司老人李少亭称，在重庆招的工人随国宝到了宜宾，因放心不下日机轰炸下的老小，嚷着要回家，“后来还是押运士兵威吓，才落实了船只。”

　　9月中旬，9338箱国宝终于全部运抵乐山安谷乡。

　　老虎 在库房边打喷嚏

　　“1944年南路国宝也来了重庆，”胡昌健说，“但当时战局不容乐观。11月10日，广西桂林陷落。第二天，柳州陷落。接着，日军进攻贵州。12月5日，独山战局吃紧。必须在日军打进贵阳之前将南路文物运往重庆。这批国宝由15辆军车运送，共计83箱。”

　　“当年我接到命令，带领一个排的士兵保护国宝。”曾任警卫排排长的宋子敬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他在存放国宝的巴县一品场石油沟（今巴南区安澜镇鱼拱滩5里外）守卫了一年多。

　　石油沟面临箭滩河，河对面是飞仙岩和老鹰岩，河上有一座由数根输油钢管铺成的便桥，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大桥”。当年存放国宝的石油沟，如今已成了庄稼地。

　　“我们在库房周围设岗，昼夜守卫，深怕有什么闪失，”宋子敬回忆，存放国宝的仓库是石油队留下的一排空房子，门前有一条简易公路。为防文物受潮，在晴朗的天气，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时常将部分文物拿出来“透透气”。

　　“那时，老虎经常卧在窗户外，抓耳朵、打喷嚏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据宋称，当时的一品场人迹罕至，猿啼豹啸，老虎常常游水过河来。这时，武装站岗的人员也会隐蔽起来，免得被老虎误伤。

　　车祸顶级石鼓安然无恙

　　“故宫国宝在重庆停留的最后地点，是如今的南岸海棠溪向家坡。”胡昌健说，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颠沛流离的国宝也将运回北平。但巴蜀地僻山险，又无铁路，只有先从重庆乘船到南京，再从南京转运回北平。因此，首先要把在巴县、峨眉、乐山三处的文物共计13427箱集中到重庆，暂存于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驻地向家坡。

　　1947年5月底，重庆的国宝复迁开始。首先要解决的是十个庞然大物——被称为“宝中之宝”的十个秦国石鼓的运送。这是春秋战国时的文物，唐代在宝鸡被发现，每个重1000多公斤。因为太重，在码头跳板上货卸货十分困难，所以决定陆运。

　　虽然唐润民没有亲身经历护送石鼓的过程，但一路上险象环生的记载仍让他捏了一把汗。唐听说，石鼓装车完毕，车队经江津广兴乡时，其中一辆车不小心撞上一棵树。工作人员急忙下车检查，幸好石鼓包得严严实实，才未损坏。车队继续前进，经綦江、三江镇东折南川，再经武隆、彭水、黔江……但离开黔江不久，又出现了惊人一幕：一辆车下坡时，为避让一辆上坡车翻下坡去。车摔坏了，但石鼓仍安然无恙！

　　存于向家坡的全部文物，在石鼓离开重庆十几天后，也陆续在海棠溪码头上船运至储奇门，再转大船顺江东下。第一批文物从向家坡出发后，又遭遇一番有惊无险的经历：一辆卡车在下坡转弯处翻车，所幸箱内全是书，无事。

　　至1947年11月26日，国宝全部完整东下，使其在重庆的岁月画上了圆满句号。

　　胡昌健告诉记者，全部文物集中到南京后半年，国内局势发生巨变，蒋家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中。国民政府开始执行国宝赴台计划，于1948年底和1949年初将2972箱23万件文物分批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剩下的1万多箱文物，解放后大部分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少部分存南京博物院。

　　记者 李珩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