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一直是热点不断的话题，随着北京市民“北京市应提高外地人进京门槛”这一建言的出笼，这个话题再次被激活。8月14日，《新京报》刊登了记者就这一问题对葛剑雄、黄柯可、季卫东三位专家的采访。在如何化解北京人口压力这个话题上，三位专家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大意）：地方人口都往北京挤，首先是因为国家对这里的公共投资搞了特殊化，如北京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多一点，财政开支却占全国的2．7％。中央在财政预算上采用向地方倾斜的公共投资政策，才是解决北京外来人口压力问题的最好办法。

　　笔者认为，三位专家算是讲到了点子上，使这个问题的讨论接近了真理，应该成为北京或中央制定更公正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的最有价值的决策参考，这不必多说。但笔者认为，要想将这一建议变成国人的共识和政府的决策，就必须彻底纠正目前大城市中长期形成的陈旧思维，特别是国内人口流动标准自觉不自觉地攀比国际移民标准这一倾向。

　　参加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的某些代表认为，人口调控要坚持疏堵结合。一方面，要严把进口，实行较严格的户籍准入政策，规范人口迁入管理，高等教育应逐步实现从数量普及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减少市外生源迁入。这番话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利用户口本、暂住证等审批权提高北京准入门槛，只让有钱的人和成功人士进入，二是大幅减少北京面向地方的招生指标，只向全国最优秀的少数天才大学生开放！

　　这番话听来让我觉得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来移民政策非常相似。你想来我们国家定居吗？那你必须通过很高的门槛，你或者拥有来这里投资的足够多的金钱，或者是对我们国家有用的最优秀的人才，否则没门！

　　北京市民的观点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典型产物。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公共资源分配上都遵循着先国内、后国外的原则，我国也一样，所以，各国的移民政策都存在着歧视移民的味道，难道可以将这种移民法则运用于国内城乡或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吗？即使在许多设置了很高的移民门槛的国家，其公民在国内也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如果我们将国际间的移民法则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国内，就等于将国内平等的公民视为不同国籍的公民，将城与乡或城市与城市看成不同的国家，这像话吗？

　　北京、深圳等城市不能无限扩大，人口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就会给交通、就业、住房、环境等形成巨大压力，这道理谁都懂得。但是，限制北京人口的办法一定要合法和公平，不能用保护既得利益的心态进行讨论或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