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
■背景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苏联也对日本宣战，出兵东北。
1945年8月14日上午，日本天皇裕仁决定发出停战诏书，并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至此，以5500万人的生命和近5万亿美元的损耗为代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举行。随着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那一夜，王楚英醉了。
这位82岁的抗战老兵对60年前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1945年8月10日，他第一次听说了日军即将投降的消息。一番痛饮，他带着回家的美梦，醉得不省人事。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用打仗了，可以回家了。”王楚英14岁从军参加淞沪会战，当时已经8年没有进过家门。
在随后的20多天里，他参与了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仪式，见证了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整个过程。
初闻胜利 比结婚生子都痛快
今年8月10日下午，82岁的王楚英老人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始终坐得笔直。这位老兵对60年前的胜利时刻，有着清晰的记忆。
在南京清凉门外的金信花园小区里，许多人知道这位老人的传奇经历：14岁从军，相继参加淞沪会战、入缅作战，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又从香港起义回到大陆。
1945年，王楚英22岁，时任国民党新6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8月10日晚上8点多钟，他正在昆明郊区一个美军参谋指挥学校的阶梯教室里看电影，礼堂的灯突然亮了。
近300名中美军务学员都抬起了头。马丁校长和席乐毅副校长站到了讲台上。
两位校长喜形于色，同时举起双手，做出四个胜利的“V”字手势，四只胳膊不停晃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要投降了！”马丁用英语说。
“噢……”中美军务学员一齐欢呼起来。马丁接着补充说：“日本还未正式宣布，这个消息暂时不要外传，但日本已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有人高喊‘万岁’，两三声后，大家声音就齐了。‘万岁’的声音把三四百平方米的教室快震塌了。我的嗓子都快喊哑了……“教室秩序乱了，满含热泪的王楚英随人流涌到室外的空地上。卢醒少将、邱行湘少将先后与他紧紧拥抱，互拍背膀。
他至今记得，家在湖北的卢醒当时哭着对他说：“可以回家了，好了，回家了……”而邱行湘说的是：“我可以回溧阳（属江苏常州市）了，可以回首都南京了……”
马丁和席乐毅被人群高高抛起。一些美国女兵兴奋地拥吻身边的每一个人。
王楚英一生不善饮酒。当时，邱行湘拿来一杯啤酒，硬往他嘴里灌，边灌边说“今天不喝不行，今天比咱结婚、生孩子都痛快”。王楚英一口饮下。
当夜，他醉了。
“8·15”前后的冈村宁次
1945年8月15日早晨，王楚英从学校的广播里听到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消息。上午11点左右，他和战友们坐上兵车到昆明市区参加胜利游行。
性格内向的王楚英做了两件“外向”的事情，一是不断向街上欢呼的同胞打“V”字手势，一是竟然大声唱起了革命歌曲。因被朋友说成是鸭子叫，除了这次外，好面子的他一生没在人前唱歌。
就在昆明欢呼游行的同时，几千里外的南京鼓楼广场，2000余名侵华日军摆出遥拜天皇的队形。
他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官兵，正和总司令冈村宁次一起，通过广播听着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圣训”。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留的资料，该馆退休研究员胡菊蓉能够清晰地描述当时的场景：“广播结束后，所有人都哭丧着脸站在烈日下，长久地不发一言。”
后来，冈村宁次现场作了训示：“蒙亲赐数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然事已至此，本职唯谨圣谕，以慰圣怀……”
“冈村宁次当时是很不服气的，他手握上百万的日军和伪军，根本不肯承认自己失败。这种不服气情绪在投降前后一直贯穿。”胡菊蓉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冈村宁次仍倨傲地向日军训示说：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
相关档案表明，冈村12日接到东京大本营投降密电时，感觉“真如晴天霹雳”。但他立即向国内发回电报，要求拒绝投降，继续作战。
甚至到了8月17日，冈村还在进行最后的战争叫嚣，在一些场合宣称“作战”。
国内学者朱晓艳等人近日在其著作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冈村因害怕承担战争责任，于15日前后曾向东京大本营发出电报，要求辞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职务。而大本营给他的回电只有四个字：孩童之言。
王楚英回忆，1945年8月15日当天，昆明街上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人们追着兵车喊“胜利”、“和平”，手里有什么就挥舞什么。有人喊累了回家歇一会儿，又上街来喊。
而在乡间，农民们敲着各式各样的脸盆庆祝，许多脸盆都被敲破了。
“从城市到乡村，从华南到华北，那天我们举国欢庆。”胡菊蓉说。
芷江洽降 日机险错降机场
1945年8月21日早晨，王楚英穿着美式军装，英姿勃勃地站在湖南芷江机场。8月17日，他受命从昆明来到芷江，担任芷江洽降期间的警卫工作。
第二架飞机停稳后，王楚英站到了飞机舷梯下。“我可以下来吗？”站在机门的侵华日军洽降使节今井武夫的声音，克制中有些不屑。
“投降了还这么牛气？”
王楚英强压胸中怒火，他紧盯着今井走下飞机。
今井将佩刀呈给中方时，弯下了腰，王楚英才松了口气。“他总算还知道他们失败了，是来和我们商议投降事宜的。”
胡菊蓉的研究表明，洽降选在芷江，主要是为了威慑日军。一来日军虽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芷江是日军丧师折兵的重镇，著名的湘西战役以日军失败告终。二是芷江作为当时重要的空军基地，机场上“银鹰相接，颇为壮观”。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掌控着制空权，但洽降那天，昏了头的日军驾驶员竟搞错了降落地点。”胡菊蓉说。
当日10时左右，中国驾驶员周天民在洞庭湖上空西北方向发现一个小点，他判断是日方洽降代表乘坐的飞机，他招呼僚机前去警戒。
机群到达溆浦县城上空，本应沿资江西飞，可日方驾驶员在途经洪江湾机场时，误以为已经到达目的地，准备降落。
周天民断定日机搞错地点，先摇动机翼，又盘旋一周，以手示意，日方驾驶员才由中方飞机领航，向芷江机场飞去。
王楚英回忆说，先落下来的是周天民的飞机。
机场外人群沸腾了一阵，有人放鞭炮，不少人还把自采的野花向中方飞机方向抛着。
第二架是日方飞机，王楚英忙着警卫，没注意群众反应。但事后有多位记者告诉他，当时围观群众向着日方飞机方向吐唾沫，扔鸡蛋。
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数圈
1945年8月27日中午，7架美军运输机在南京上空低空盘旋。作为日军投降后首批回南京的军人之一，王楚英看着滚滚长江不由落泪，他一遍遍默念：南京，我们回来了……
王楚英作为国民党新6军的一员，先期抵达南京进行受降准备工作。
受降地为何选在南京？胡菊蓉在相关档案中了解到，除了南京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首都之外，当时还考虑到日军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是遭受日军暴行最严重的城市。
另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当时军队众多，为何要从遥远的昆明调回新6军进行南京受降？胡菊蓉给出的答案仍是“此举意在威慑日军，用心良苦”。
王楚英所在的新6军长期在缅甸作战，打败过日军王牌———第18师团。王楚英也证实了此点。
王楚英乘坐的飞机刚到南京城上空时，南京的街道冷冷清清，鲜有行人。转了几圈后，南京市民开始竞相涌上街头，拼命对飞机挥手了。
“前一天晚上，何应钦对我们交待，回南京后，飞机在南京上空要多盘旋几圈，尽可能低些，让南京市民知道，我们回来了。”
下午2点半，王乘坐的飞机在大校口机场降落。附近农民纷纷跑向机场。
20多个青年农民提起罐子、篮子朝飞机跑来了。机场边有几米宽的壕沟，里面是半人深的泥浆，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跳了进去，浑身是泥浆。
这时，负责守卫机场的3个日本哨兵赶来阻止农民。农民们对日本哨兵挥拳就打，将他们一顿痛殴。
王楚英和其他中国军人立即拉架，并劝说：“他们现在投降了，我们要以德报怨，不能打。”农民们生气地说：“我们恨不得杀了他们呢，他们杀死了我们多少人？”
争执很快停止了，农民们尽情地与王楚英等官兵拥抱。一个青年农民抱着王楚英哭了：“你们总算回来了……”王楚英的后背，被这位农民使劲地捶着，一阵阵生疼。
“老乡，兄弟，对不起，我们来迟了，让你们受苦了……”那一刻，作为军人的王楚英深感愧疚，不由哽咽。
王吃着农民带来的生山芋、熟苞米，喝着他们送来的开水，又一次落泪了。
“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冷欣的带领下，王楚英们从机场直奔中山陵。
脱帽为中山先生三鞠躬时，所有人神色黯然。王楚英在那一刻想：“总理，您受委屈了。作为军人，不能保卫您，我们失职了。”
中国军人又回来了！南京市民奔走相告。冷欣的车子所到之处，南京市民夹道欢迎。
“是你们向我们中国战区投降！”
“在投降前，狡猾的冈村宁次耍尽花招。”作为南京受降的亲历人之一，王楚英至今愤怒难平。
1945年8月28日，作为何应钦的代表，冷欣中将要求与冈村宁次会面。“冈村认为自己是个大将，而冷欣才是中将，就在见面问题上提出无理要求。”
作为当时的联络人员，王楚英记得，日方先是提出要冷欣到冈村的司令部会面，被拒后提出到冈村的私人住所。
“我当时给日方传话，请冈村搞清楚一点———‘不是我们向你们投降，是你们向我们中国战区投降’！”
最终冈村只好乖乖地到中方的招待所会面。这天，王楚英第一次见到了冈村宁次，印象是“昂首阔步，眼光傲慢，没有失败者的感觉，刻意保持着军人的威严”。
王楚英记得的另一个细节是，冈村迫于形势，温顺地与冷欣握手，而冷欣在会谈时则跷起了大腿。
胡菊蓉从档案中发现，冈村为了逃避在投降书上签字的耻辱，随后又数次装病，要离开南京到上海吴淞口等处养病，但均被中方严词拒绝，其活动也被中国军方严密监视。
更鲜为人知的是，民国档案还显示，在9月9日南京受降签字仪式前几日，冷欣曾接到密报：冈村宁次可能在日军投降签字时当场剖腹自杀，以报效天皇。
冷欣一方面火速电告何应钦，另一方面秘密与冈村身边的今井武夫联系，要他采取预防措施。
王楚英当时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做警卫工作，他当时虽未听说此事，但上级确实曾命令他严密注意冈村的一举一动，不能让他在签字仪式前后出一点事。
胡菊蓉整理了中国战区十几个受降区的资料和档案，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日军投降后毁坏了大量武器和粮食。
“他们在缴械前把大量的枪支弹药沉进湖里、海里，甚至把粮食到处乱丢乱撒。具体数量多得难以统计。”
王楚英当时也亲眼见到各地报来的类似文件。
报告中提到，投降日军将大量白糖撒进汽车和装甲车的油箱里，而这极可能引起爆炸。还有，日军将大炮的精密仪器部分拧掉多个螺丝等。
南京受降 冈村宁次把章盖歪
盛夏的中午，南京黄浦路3号南京军区大礼堂大门紧闭，门前两棵百年白榆在微风中摆动枝叶。60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
王楚英轻抚礼堂大门，向记者讲述60年前发生在门内的南京受降仪式。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这里举行，史称南京受降。
国民党政府将此重大事件安排在这个时间，学者认为大有讲究。
胡菊蓉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三九良辰”之说。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国投降，中国战区投降仪式必须尽快进行，但之后的2至8的日子都不是太好。
“签字仪式只有短短15分钟，但为了这隆重的15分钟，国民党上下足足忙了20多天。对仪式的进行，更是精确到秒。”胡菊蓉说。
当日9时，签字仪式进行。王楚英就站在离何应钦不到3米的斜后方，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对面冈村宁次的一举一动。
他亲眼看见，冈村宁次低下骄傲的头，一言不发地像个木偶似地完成仪式。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降书上签字盖章时，冈村还是“一脸不服气，十分不情愿的样子”。
而胡菊蓉查阅档案后指出，冈村宁次在仪式上一言不发是国民党政府安排好的，事先就规定他不许讲话，他只能服从。
让胡菊蓉感到惋惜的是，进行南京受降研究时，她发现我国内地各档案馆内只有日本降书的复印件，而没有原件。根据降书复印件，冈村宁次在盖章时，把章盖歪了。
王楚英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情景，“冈村宁次章盖歪了，好像很抱歉，站起来向何应钦点头。点头我理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章盖错了，第二个是他带领的120万侵华日军投降了。”
9时15分，中国战区120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完成，何应钦命令冈村等退席。走出大门时，冈村宁次一脸黯然。
“60年过去了，大门还是同一个。”8月13日上午，王楚英轻抚60年前日军受降地礼堂的大门。此时，天空一片明朗，阳光将那扇胜利的大门照得明晃晃的。
■平民回忆
日军投降使我逃过死亡
方时伟老人两度从日军手中逃生，亲见日本兵在投降前几日仍在施暴
方时伟老人展示侵华日军给他留下的腿伤。
8月11日上午，南京。77岁的方时伟老人撸起右裤腿，两处已愈合的腿伤在阳光下十分醒目。
60年前，1945年8月13日早晨6点，在浙江乡下一条小河边，他在缀满露水的草地上醒来时，四下一片安静。拘押他4天5夜的上百名日军，突然“失踪”了。
惟恐再被日军捉住，他开始惊慌地逃亡。路上，他一次次听到一则他不敢相信的传言：日本鬼子投降了。
在被日军拘押的4天5夜中，方时伟几乎没吃到任何食物，还被日本兵一再毒打，一处腿伤就是那次留下的。
“如果抗日战争没有在那个时刻取得胜利，我肯定会死在日军手里，要么饿死，要么被打死。”60年来，方时伟一再发出这样的感慨。
1945年8月7日下午，17岁的方时伟在浙江嘉兴市平湖县境内的乡间行走时，被一队100多人的日军捉住。被扇了几个耳光后，与数十个年轻的男女同胞被一条绳子拴着赶路。
他们被囚在山塘镇的一间民房内，没吃没喝达三天四夜。一位当地老农因给他们偷偷送水，日军向其开了乱枪，老人生死不明。
10日上午，方时伟和另外4个人被日军带至镇上另一间民房内。方被拉至院子中时，4个同伴已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一把军刀放在一个木头澡盆上。
一个粗壮的日本兵轻松地笑着，把瘦弱的方当成玩具，一把抱起摔在几米外。这个摔人游戏让几个日本兵放声大笑起来。
被摔了几次后，方和同伴一样，昏了过去。右腿膝下就此留下一处伤口。
次日上午，方时伟等5人被日军带至一条河边。在岸上，他亲眼看到日军上船强拉多名中国妇女，然后拖到岸上的僻静处强暴。
妇女们的惨叫声响彻河岸时，一些日军开始吃在船上抢到的西瓜，他们把掏掉瓤的西瓜砸向方时伟等5人，以此取乐。最终，方等5人靠吃这些西瓜皮才活下来。
12日下午，船停在一个村子边。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来到船前，简单地讲了一句日本话就走了。一名中国人翻译说：“你们是好好的老百姓，放你们了。”
5个人听到被放的消息后，一时感觉又累又饿，竟在河岸边的草地上很快昏睡过去。
13日早晨，天刚放亮，方被同伴推醒。四周静得怕人，方和同伴四处张望，没看到一个日本兵。
几十米外的一间民房里，桌上乱七八糟地摆满剩饭剩菜和西瓜皮，方和同伴们判断日军走得很突然，很可能是吃饭吃了一半时撤的。
胡乱填饱肚子，方时伟和同伴散开逃跑。他们都怕再次被日军抓住。
逃至附近一个村子，有村民喊住他，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当时怀疑我的耳朵听错了！怎么可能呢，我可是才从他们手上逃了一条命呀。”方时伟说。
“往平湖走的路上，几乎村村都传着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村民们穿得破破烂烂，可都喜形于色，见人就说这事，然后又问：”是不是真的’。““听得虽然多了，我还是不信。直到一个穿得稍好一点的城里人对我说，他刚从上海回来，上海人现在都敢用鸡蛋和石子砸日本哨兵了，还有人把瓜皮放在日本哨兵头上。我才有点信了。”
几天后，方时伟在平湖县城亲眼见到一队日本兵向国民党中国军队缴械，才最终确信日本投降了。“我这才想明白日本人为什么突然把我们给放了。”
“现在想来，日本人投降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我的命保住了。”方时伟满是皱纹的脸向着窗户，半天没动。
这已是他从日本兵手上第二次逃生。1942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州实施细菌战，方的母亲死于痢疾和炭疽菌传染，时年51岁。14岁的方也受了炭疽菌感染，右腿脚裸长出许多小脓包，淌出浅黄色的脓液，事后幸而不死，只在腿上留下了另一处伤痕。
“60年了，所有中国人不应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日本更应该正视那段历史。”
方时伟说这句话时，用手抚摸着右腿上的两处伤疤。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宫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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