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具体翻译作品的说三道四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存在着最完美的翻译，只不过现在没达到罢了。其实翻译本身即不被信任，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然而，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

　　撰稿／张新颖

　　对具体翻译作品的说三道四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存在着最完美的翻译，只不过现在没达到罢了。其实翻译本身即不被信任，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人们不知道把翻译作品放在哪儿才好。比如说汉译海明威作品，当然和海明威用英语写的原文不一样，现在是电影导演但以前是小说家的朱文，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把海明威作为目标盯了两年，之后才恍悟道：“我所了解的海明威从某种角度说毕竟是一个汉化的海明威，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汉语作家。”

　　按照比较文学里的一些看法，其实存在一个叫海明威的汉语作家，只不过顶着这个名字的不只是一具身体。海明威的汉语作品是由海明威和汉语译者共同创作的——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大的疑问，如果不考虑变为汉语作品之前的环节，只从成为汉语作品那一刻算起，那么在进入汉语环境的程序和形式上，就和一个汉语作家写的汉语作品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比较文学会说：汉语里的外国文学，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

　　这似乎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找好了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是把翻译文学叫做外国文学的，当这种粗略的叫法被语言的根本性差异所质疑的时候，就只好再另外找个安置的地方——大概它两边都呆不舒服。

　　其实处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有什么不好呢？不好不过是来自一些自以为是的俗见吧。要是一个人阅读翻译作品，他就得准备应对类似这样的劝告：一种劝你干脆放弃，还是回过头来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吧；另一种则建议你直接去读原文。

　　第二种意见似乎颇有道理，这个道理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总而言之翻译靠不住，翻译使原作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独特的东西，文学尤其不能翻译，诗歌尤其尤其不能翻译……如此等等。直接去读原文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我想来仍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法：是不是要先变成一个外国人再去读外国文学，否则怎么能确保读原文就不失去什么呢？

　　聪明人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诗歌似乎不值得一看了。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我找不出哪一个汉语诗人可以取代他，好使我只读来路纯正的汉诗。这个经验到的普通事实，同时也可以用来答复第一种劝告。不信的话来读读冯至翻译的《秋日》——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阴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如果指出具体翻译的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排斥翻译，当然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正确”的翻译却未必好，却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缀言”里说：“一个译本无疵可指，处处精确，仍然可能是坏译本，不堪读。正如为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仍往往是‘乡愿’，不是‘圣人’。”

　　而博尔赫斯说得更彻底，他认为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堂吉诃德》在其作者死后的战斗中战胜了它的译者，并且不管这些译本多么粗制滥造，它仍然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