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以及我们生活其中的其他都市，正迈向现代化。它壮丽、繁华、拥挤、忙碌，在多数时间，还算安全。

　　但是，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破坏了我们对它的完全信赖感。在悄无声息侵入的病毒面前，这座伟大的城市露出了脆弱的一面。

　　这是全世界所有现代化城市的“命门”。9·11事件、美西大停电、伊朗地震、东京沙林毒气事件、韩国大邱地铁火灾、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灾难似乎不停地提醒我们，城市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固和安全。依赖于现代文明和现代技术而屹立的城市，也因为这种依赖而变得脆弱。

　　我们还面临奥运会——北京已向世界承诺一个“安全奥运”，上海也需要给世界一个安全的“世博会”，中国很多城市还可能主办亚洲杯这样的国际盛会，它们必须为自己的市民，也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承担责任。

　　因此，北京面临的隐忧也是中国所有大城市共同面临的——必须为城市的发展，为市民的安逸生活支付高昂的安全代价，在这一点上，几乎中国的所有城市都需要补课。

　　也因此，北京正在构筑的“城市预警系统”和“城市应急系统”，不能说是未雨绸缪，而是补交欠账。当然，它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开端——灾难催生了一个更安全的城市。

　　假如灾难来临——北京应急系统的建立

　　从2003年10月起，中国第一个“应急避难所”在北京建立，这意味着政府对待灾难的意识和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从讳疾忌医到坦然面对。特别是在SARS之后，一种更加科学、透明的灾害处理方式正在形成，显然，SARS推动了北京城市应急系统的建立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居民区，从去年10月开始，挂上了一些蓝色的标牌，上面画着“白色的箭头”、“奔跑的小人”、中英文“应急避难所”等，箭头的方向，指向不远处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避难？对于一些安然于太平生活的北京人，这些醒目的标牌，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不安：这是否意味着灾难的降临？

　　这个拥有1300万人口的特大都市，至少有50年没遇到过大灾难了。但在一些灾难学家的眼里，灾难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市民的身边。只不过在以往，出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提醒。

　　最近有消息说，由北京市市长王歧山负责的北京市城市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已未示声张在构建之中，早在2003年2月，北京市即开始酝酿构筑这一系统，SARS疫情的爆发则加速了它的进程。

　　呵护生命的公园

　　一座不起眼的假山，打开却密布着地下自来水管、电线等设施；高高的纪念坛中间标着红色的圆圈，竟然是保障应急交通的直升机停机坪；地面上除了公用电话、消防器材、水井口、临时厕所、物资储备库之外，还预留了救灾指挥中心、卫生防疫站、棚户居住区等用地——看似普通的元大都公园，其实到处都是专家所称的“生命线”。

　　公园管理处主任孙盛杰说，一旦出现地震、特大火灾甚至战争时，占地600980平方米、拥有39个疏散区的避难所，可以为与其相邻的亚运村、小关、安贞及和平街四个街道办事处的25万居民提供生命保障。

　　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徐平说，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试点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北京市八大城区乃至更大范围内，都将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所有居民将按社区分片，大型体育场、学校操场、城市绿地都可能成为临时避难所，目标是——保证居民在10分钟内即可到达。

　　建设避难所是否是一个杞人忧天的举动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金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1973年，日本面积在1公顷以上的公园都已基本建成为防灾公园，在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后，神户市1250处大小公园对阻止火势蔓延起到了神奇的作用，其效力比人工灭火高出一倍——显然，我国的防灾公园建设晚了30年。

　　而元大都公园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城市“应急避难所”。

　　“我们不仅需要大型的集中公共避难所，每一个公共空间都应根据紧急避难的要求进行相关设计。”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彭宗超博士认为，城市危机管理的意识不是一两个示范工程能涵盖的，对于“安定”了800年的北京来说，危机意识的建立岂是朝夕之间的事。

　　地下铁里的危险

　　北京地铁客运量的最高纪录是：一天208万人次。虽然北京市的地铁创造了安全运营2800多天的成绩，但对于2003年年底的安全大检查，北京地铁运营总公司安全监察室主任张星表示，还是有点发怵。

　　张星说，地铁的问题他最清楚，设备的老化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在没有彻底改造之前，很难说哪里会出漏子。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以“战备为主，兼顾交通”的北京地铁，在建设之初根本没有考虑公共安全问题，虽然经过了80年代末的消除隐患工程，有关部门至今仍能排列出8大系统隐患。

　　比如监视系统，国外的车厢和司机间一般都有对讲机，一旦车厢里出了事，司机就能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处理。但在北京1号和2号线的列车上，乘客只能通过一个红色的紧急按钮向司机报警，司机即使在驾驶室知道出事了，也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毒气、火灾、爆炸，危机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司机将无从下手。

　　再如安全防范设备，乘坐一号线的乘客可以看到监视器、摄像头，但它们只是用来监控车门的，仅供司机了解乘客上下车的情况。地铁公安分队至今没有自己的监视系统，而是跟地铁调度合用一套，调度需要看什么情况，公安只能跟着看。

　　除此之外，车辆系统方面，北京运营的三条地铁中，1号和2号线最脆弱，这两条线上已有30%的列车达到报废年限，经常出现惯性故障，特别是防火性差。

　　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朱颖心，对北京地铁极其熟悉，她分析说，地铁内发生火灾最难控制和最易造成大量伤亡的是列车在行驶中着火。危险突发时，不能避免的是当乘客恐慌并争相向外挤时，由于出口大小有限，极易造成挤伤、踩伤事故，而北京1、2号地铁的站台面积和空间就相当有限。

　　还有，地铁供电系统的相当部分仍使用着70年代的产品，缺乏隔离保护措施，短路即可引起火灾。

　　不过，张星说，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乘坐地铁不安全——幸运的是，北京地铁开始了改造。穿行于北京地铁的乘客也许没有注意到：食品亭和报刊亭被撤走了，紧急安全疏散标志每3米一个；不为人知的暗处改造还有——现在，每个车站都配备了毒气检测装置、呼吸机、火灾逃生器，甚至砸门用的大锤子，在某些地铁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不锈钢大桶，上面标明“防爆桶”，它专门用以处理爆炸物，虽然很多乘客把它当成了垃圾桶。

　　这些都只能算是对现有状况的维护，“彻底改造还需要大笔投资，规模大概要数10个亿，”张星说。

　　张星最放心的，是地铁的危机管理制度。1997年北京地铁总公司制定《应急处置抢险预案》，被认为是一套“铁的纪律”，事故发生后，调度员只需根据预案操作，就可避免一些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损失。

　　以地铁公司将要进行的一次演习为例，假设在建国门和东单站之间突发爆炸，列车发生了运营公司最担心的情况——停运在漆黑的隧道。此时，司机和调度员均必须通过信号联络，一丝不差地完成至少10个步骤，调度员还要通过电话多方汇报情况。同时，根据预案，北京地铁总公司的领导将自然组成领导小组，指挥52名专职人员和400多名兼职人员形成的抢险队伍，事发站的员工则按流程自动走上预设的抢险岗位。

　　这是一个看似很完美的防灾计划，但是如果发生了预案之外的意外，又怎么办呢？台湾多元通讯指挥专家张希博士质疑说：如果多个站点都发生了爆炸呢？我们的通讯系统，调度系统能应变吗？

　　对此，地铁的应急指挥系统还没有预案。

　　现代城市的命门

　　像其它现代化城市一样，北京对电的依赖已经到了须臾不能离的地步。但北京的供电系统也是其最为脆弱的地方之一。另外，北京的地下输电输气管道陈旧老化，特别是旧城区内煤气管道已有上百年历史，漏气严重，多年失修，而且往往电缆与煤气管道相邻，一旦发生共同泄漏，很容易引起大面积爆炸起火。

　　北京减灾协会提供的一份报告称：北京市四环路以内的地下管线和隧道总长300～400公里，电缆长3000多公里，多为70年代兴建，至今仍有用油裹纸包的。夏季地面温度经常高达60～70℃，地下管道内密不通风，老化的设备一旦着火，有可能火烧连营，导致整个城市瘫痪。

　　听起来好像是危言耸听，但危险来临时，后果却不堪设想。而事实上，火灾是包括北京在内的未来中国城市一度时期内最可能常见的公共危机。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大中城市应建市政消火栓31万个，实际只有15万个，欠账52%。按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到本世纪末北京应建消火栓2.3万个，目前仅有1.4万个——显然，城市的消防设施建设已经为公共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而更多的安全之忧，是我们看不见的，甚至无法想象的。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公共危机往往是连锁反应，像北京这样的现代超大型城市，构成其生命线系统的路网、水网、管线网错综交织，一旦发生事故，牵一发动全身。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安全专家罗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北京单位面积里人口密度极高，又有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生命性工程，作为首都，它还有国家的一些命脉部门，一旦发生公共安全事件，损失可能是无法弥补的。” (本刊记者/李径宇，感谢北京减灾协会对本文的贡献)

　　北京：为中国城市安全提供样板

　　2003年12月16日，台北确认了全球首例冬季SARS复发个案，引起岛内的恐慌；12月22日，美国旧金山发生大面积停电，将圣诞气氛一扫而空——北京同全球其他大城市一样，繁华而脆弱，高效而易损，如果这些危机发生在北京，北京将如何应对？

　　SARS之灾暴露出了中国城市公共安全的诸多缺失，最主要之一就是整个预防和危机处理体制的缺陷。

　　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甚至一次小雪就能使它手忙脚乱。

　　2003年11月6日，北京中雪。主管交通的副市长刘志华坐镇雪天应急道路交通保障指挥部，在下雪后2小时启动了三级应急方案，之后北京安然度过了这个风雪之夜，第二天的交通状况甚至好过平常。

　　众所周知，这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

　　“北京市雪天道路交通保障应急方案”诞生于2001年的一场小雪之后。在那场小雪之前，北京市在雪天需要协作的各个部门之间一直保持着“松散”联系，其间的无序管理和沟通失误，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后果——2001年12月17日，一场微不足道的小雪让整个北京的交通陷入了瘫痪。

　　一个安全系统的孕育

　　“为什么稍有危机就要市领导亲临一线呢？这种管理方法在国外早就过时了。美国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总署，领导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判断选择几号方案，按下不同颜色的按钮，接着各个部门就像机器般的动起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系统论的朱松春研究员对当前的危机管理提出质疑。

　　北京市消防局副局长李进接受本刊采访时承认，减灾的指挥和管理是最薄弱的环节。据他介绍，目前我国各种应急指挥系统分属17个部门，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分兵把守，自成体系。

　　比如，各个城市的地震预报由地震局负责，地震发生后的救护由消防、医疗等部门负责，灾后救援与恢复由民政部门负责，这种分工当然有利于明确职责，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各部门之间界面不清，并导致资源浪费。

　　目前北京的防洪、地震、消防、民防、公安等都要求建立一套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其功能大同小异。

　　专家总结了当前应急指挥系统的弊端：政出多门，投资分散；多头指挥，联动困难；功能单一，处置不利；信息共享程度低，结果是，稍有大灾，就不得不成立各种市长坐镇的指挥中心以协调调度。北京市科协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市领导上一线的确可以鼓舞士气，但市里没有一个常设的减灾机构，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往往缺乏思想物质准备和经验，减灾的科学性长远性难以保证。”

　　“综合减灾的核心是‘一元化’，它不是消弱各单一灾种的职能，而是整合资源，使各个灾种防灾的功能统一于综合减灾管理系统之中。”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金磊说。

　　2003年2月中旬，北京市开始酝酿构筑城市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但3月的SARS爆发，给了北京一个措手不及，事后证明，它也是一个机遇。中国科学院社会经济与心理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时勘，参与了北京应急系统建设的研讨，他说：“如果以当时所定的以改造为主的路子走下去，就会使公安局或者市委值班室‘翻牌’为应急指挥部。SARS的爆发使领导认识到，只从各个防灾部门的专业角度是无法面对危机的，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指挥系统统筹全局。SARS过后，北京的危机处理才从领导决策型走向科学分析型。”

　　北京：为中国提供安全样板

　　SARS疫灾初期的措手不及，让北京意识到了自己的软肋，也使北京加速了应急系统的构建。据媒体报道，4月下旬，北京正式成立城市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规划小组。

　　其中，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亲任组长，小组由北京市政府所属16个职能部门组成，包括交通、公安、消防、电力、水利、市政等主要公共部门。

　　北京市消防局副局长李进介绍，该应急系统以属地管理为原则，涵盖了9个应急处置子系统，分别是：重大交通事故、消防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反恐与重大刑事案件、安全生产、防震减灾、防汛抗旱、重大动物疫情防控，一个全新的部门——北京应急指挥中心将是9个子系统的总指挥。

　　“这一系统建成以后，各种求助信息将直接提交到应急指挥中心的信息平台，经过电脑分析处理后即时分发给‘110’、‘119’等子系统，如果有重大事件直接报给北京市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由其根据预案统筹处理。”朱松春如此描述未来的系统。

　　支撑这一应急系统的关键字是：十几个部门的“统一管理、协调连动”，而其效率的发挥关键要看流程设置，分工安排以及如何保证信息的通畅，也就是预案制定的水平。

　　作为应急系统规划小组专家顾问组的成员，金磊认为，预案的科学性值得探讨。

　　2003年11月7日，专家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初冬的雪加雾对北京清晨的道路影响较大，道路受阻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天的大雪造成部分室外架空供电线路中断，更严重的是大雪截断了电视信号：严重“雪衰”(即无线电波在传输过程中，受到雪雨影响导致信号被吸收，由强变弱，甚至大幅度减弱)导致北京有线电视网络自建立以来，出现了最大规模的干扰，200多万户有线电视的电视没有信号或影像模糊。

　　同时，仅城区内，就有数以近万计的树枝被雪压坏，不少刚种的小树一片片倒下，甚至不时看到有些大树也连根折断，尽管园林人员在大街两旁修整，但11月7日的北京大街仍给人一片狼藉的印象。

　　对此，金磊认为“北京雪天应急方案”的全面性及有效性存在问题，“除了交通问题，下雪引发的其他问题为什么不做到预案中呢？当各灾种都在制定应急预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重审研究一下现有预案的深度？”

　　目前，北京的综合减灾尚处于规划阶段，减灾计划和基本法规尚未出台。但专家们认为，如果不加快步伐，至少，“安全奥运”的提法就会面临一个尴尬局面。

　　“北京的安全改造是最难的，也是最有推动力的，它将成为其他城市的模板——北京正在搭建中的安全网，实际上是一本教科书。”金磊说。-（文/文晔）

　　“安全北京”与“安全奥运”

　　打造“安全北京”的题中之义，即是打造“安全奥运”，这是“9·11”和SARS过后，国内外形势变化使然，也是往届奥运会安全系数日益升级后的必然要求

　　启动城市安全网，对北京来说，还有另一层深切意义——打造“安全奥运”，为2008年奥运会未雨绸缪。

　　北京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不久前透露，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和SARS疫情的影响，北京奥组委将加大安保和公共卫生费用的支出，原定16.25亿美元的奥运经费预算将有所上调。与此同时，奥组委安保部正在组建之中，将在不久后成立。

　　在奥组委发布的北京市安全形势报告中，北京市被认为“记录优良，保障有力”，是最安全的奥运城市之一。北京市犯罪率一贯较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安保部由公安部部长统一指挥，参与安保工作的人力资源达到10万人，武装力量可随时支援；过去十几年，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活动，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早在去年7月，北京市市委就举行了一次专家座谈会，主题即为“安全奥运”。北京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朱松春说，在奥运会赛场上，运动员即使动作失误，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再来，但在安全保障上，没有第二次机会一说。奥运会全面考验承办城市的综合能力，不仅包括住宿、交通、水电、通信、医疗以及环境保护能力，也包括安全应急指挥能力。

　　有专家指出，最近几届奥运会的安保系统都偏重于人为灾害(诸如恐怖活动、交通事故等)的防范。但对北京奥运会，必须同时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特大城市中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交叉影响造成的放大效应。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郑大玮就表示，虽然已推迟了会期——北京奥运会现暂定2002年8月中旬开幕——其时仍然是北京全年灾害高发期和天气闷热期，是一年中最不适宜举行室外运动的季节，尤其是马拉松。这可能使北京奥运会成为最闷热的一届，既影响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发挥，也使安全保障面临与往届奥运会不同的气候难题。

　　除气象条件，对奥运场馆建设的自然灾害风险也必须高度重视。特别是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地质浅层断层带，且地势低洼，专家因此建议在附近建立地震监测中心。

　　奥运会日益升级的安全系数，起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经1996年亚特兰大公园爆炸案和2001年“9·11”事件后日益凸显。奥运会安全也成为组委会的沉重负担。

　　北京市政府奥运安全专家组成员马昕博士说，有观点认为，现在离2008年还有时日，考虑安全问题为时尚早，也不能保证所采用的技术是最先进的，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奥运会的安全工作非常复杂，所涉部门众多，综合性很强，传统的人海战术、应急手段难以应付。北京以往举办过亚运会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每年也有400多场大型活动，但都不能与奥运会同日而语。

　　也有人认为，中国迄今没有遭遇过大的恐怖袭击，没有必要将反恐上升到无限高度。这种观点也同样危险。与北京市公安局有过多次交流的马昕透露，中国现在面对多股敌对势力，看似遥远的危险因素其实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马昕说，现在奥运会成本扩大，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安保费用急剧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百万美元，到雅典奥运会将突破10亿美元，防范区域也从场馆、奥运村周界，一直扩大到城市圈。

　　安防设备分为四大部分：出入口控制、实体防护、报警网络和电视监控系统。虽然费用昂贵，但这些高科技设备的作用也很突出，以电视监控系统为例，英国有研究表明，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机，可以使违法行为下降48%，犯罪行为下降21%。伦敦现在有250万部摄像机，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而北京目前只有10万部。

　　2003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正式启动奥运安保工作，将在全市范围建立巡逻、社区、内部单位和治安四张防控网。但据透露，要等今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奥运安保的实质动作才会真正展开。 （本刊记者/李剑敏）

　　东京经验：一座城市的自卫方略

　　顾林生面前摆放着三本厚厚的资料：约50万字的《东京都地区防灾规划——震灾篇》、近百万字的《东京都地区防灾规划——资料篇》以及约250万字的《日本防灾危机管理6法》。

　　“有关任何一种灾难的任何信息，你都能在这些法规、条例和各种资料中找到，包括所有的避难场所、煤气管道和下水道的分布情况，每天救灾记录的要求格式以及各机构救灾车辆、船只的数量、类型等。”这位在日本已经生活了12年，致力于城市危机管理体系研究的专家接受采访时仍不断翻阅资料，面对如此详细、丰富的信息，他说对自己的记忆缺少信心。

　　顾林生现在担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的客座研究员，也是正在进行的科技部软科学项目——“中国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建设与公共治理结构改革”课题组主要成员，他希望东京经验，能为中国构建现代城市应急体系提供镜鉴。

　　首长负责

　　在东京都总务局印制的有关东京都防灾中心的介绍材料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东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害的地区，将东京建设成为“抗灾能力强的都市”是长年来的悲壮夙愿。

　　2003年4月，东京都建立了危机管理新的组织体系，由知事(相当于我国的市长)直接管理，设置危机管理监，灾难发生时直接辅助知事，并强化各部门的协调功能。在综合防灾部，来自自卫队、警察厅、消防厅、其它部门职员的10人共同办公。顾林生说，信息由部门分散管理变为统一管理，作为最高管理者的知事可以直接掌握各种信息，有利于更快捷的对灾难做出反映。

　　“如果知事做不到信息一元化，就无法对灾难做出准确的判断。”顾林生说，“可以看出，在东京都，危机管理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他们会为自己的过错付出辞职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代价。但在中国，负责的常常是一个政府(无明确责任人)。”

　　信息畅流

　　为了应对灾难，东京都持续不断的采取了各种对策，如修建避难场所，储备食品、饮用水，建立消防、救护体制，增强各种设施的抗震、防火性能等等。在抵抗灾害时，东京都防灾中心已成为一个坚实的堡垒，与国家、区市町村、近邻自治体联合行动，一起保卫东京。

　　新建成于1991年4月的防灾中心，能承受与关东大地震相同震级的地震(7.9级)，自备有发电装置，仅用储备的材料即可保证中心3天正常工作的电力，中心拥有的发达的受灾信息系统，能收集、整理和分析来自各个防灾机构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能很快估计出救灾需要的人员数，并通过传呼机召集全体人员集合，同时将各种信息报告给知事，知事据此在灾害对策本部作出各项决定，并通过指令信息室传达各防灾机构，有关部门则通过信息系统终端互相交流信息。

　　为防不测，东京都还成立了备用灾害信息系统——立川地区防灾中心。每年，防灾中心都会进行有关防灾的各种训练，以保证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行动。

　　互援协定

　　光靠防灾中心的系统还远远不够。“在日本，合同制为防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顾林生说，一旦东京发生灾难，附近的7个都市县都会“挺身而出”，因为它们和东京签订了“相互救援协定”。

　　在协定中，对于救灾物质的提供、调拨，公务员的派遣(主要指医疗、技术和技能系统的人员)，救援车辆、船只的供应，医疗机构接受伤员，教育机构接受儿童和学生以及火葬场、下水道设施的使用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说明。东京发出援助请求，这7个都市县都要及时提供救援。

　　除了首都圈之外，东京还有更大范围的合作，它和仙台、札幌、名古屋、大阪、广岛等日本的13个大城市也签订了“相互救援协定”。当它遇到大灾难时，会得到来自远方的援助。

　　这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给了多灾多难的东京一颗颗“定心丸”。

　　除“自救”和政府组织的“公救”之外，东京非常鼓励“共救”系统的建立。顾林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京的社区有自己的消防组织，发生火灾时，平时身为老板、教师等不同身份的人就都成了社区消防员，而社区内基本的消防器材由政府提供。

　　如今，东京已形成了行政、居民、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团体、自愿者相互合作的“三救”体系，它与报社、民间电台机构等媒体，卡车协会、医师会、建筑协会、快餐食品工业协会等民间团体都有援助合同，由政府、市民、中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张都市安全网。 （文/李斌 黄放）

　　日本危机专家眼中的中国城市安全

　　无论是恐怖行动还是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擅长的恰好是意外发生后的应对，而不是危机前的预防研究，这让人担心。

　　小松昭良，日本防灾心理学博士。作为专业性的危机管理学家，2003年，他出现在中国的几个重大事故现场：云南大姚地震、上海浴室爆炸、重庆井喷灾难事故等，为中国各级政府研究机关提供对策分析报告。1月6日，他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新闻周刊：作为多次赶赴灾难一线的专家，您对中国危机管理的总体情况怎么看？

　　小松：中国政府从防灾及反恐两个方面入手加强安全管理，可谓成绩显著。尤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安全方面的硬件设施已与欧美诸国不相上下。

　　但是，与中央政府的诚实对策和高度重视相反,个人及现场负责人的安全意识还不够。从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就可以看出，有些领导工作图省事，对国家的安全生产标准视若无睹。所以说,中国最缺的是“预测意识”这个软件，如果没有这个软件，如果管理者不转换陈腐的思维方式，国家准备好的优秀管理体系和硬件设备都难以发挥作用。

　　新闻周刊：既然“安全意识”是软肋，请谈谈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在这方面的差距。

　　小松：首先，是“预测意识”的欠缺。比如反恐行动方面——在与公安部门的多次合作中，我发现一些基层民警往往遵循一般刑事案件的常识和经验来对付恐怖活动，这只会导致延误时机和灾害的扩大化。

　　例如在海关安检时，衣衫褴褛或是戴墨镜动作有可疑的人往往会被盘问，但是那些持有欧美护照、面相斯文的人往往被痛快放行。现代社会非常复杂，政治性恐怖活动多为高智商犯罪，仅凭经验和常识是对付不了这种非正常事件的，警员应该有一种意识——身份明确的人里可能会有恐怖分子。要知道危险是存在于普通人想象力之外的，只有专门的应用诱导心理术来盘查的训练才会有辨别的效果。在中国，别说是百姓，就是警员都缺乏对“预测意识”的训练。

　　在东京，为了“安全意识”可以不惜成本。比如某个超市员工发现货架中一瓶矿泉水被拧开了盖子，他会报警，首先抵达现场的不是身着制服的警员，而是便衣警察，他们会封锁现场，手法非常自然，没人知道现场已被控制，之后便衣会偷偷地对周围群众录相，并对水当场进行化验，一切都在预案之中。中国的安全防范尚未做到这一步。

　　其次，是“安全知识”的陈腐。在众人集聚的建筑物内发生了火灾，经常可以发现，火灾扑灭后，许多人手里拿着手帕死在安全门和玄关处。我个人分析认为，事故大半是由于以陈旧观念为依据的安全教育引起的“人灾”。现代化建筑物中99%以上使用了有机熔剂等易发毒气的建筑材料，燃烧时会发出各种各样毒气，这些毒气绝大部分是抑制神经的。如果烟雾中每平米有1%浓度的一氧化碳，只要吸一口气就会瞬间失去知觉，30秒至1分钟内当场死亡。然而，现在的消防教育仍然像木建筑物较多的时代那样指导人们——从烟雾中逃生时要用湿手巾按住口鼻。逃生者谁会想到有些烟雾有300度的高温？

　　到底该怎么办呢？辨别烟雾的知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安全教育的通用法则是——“遇事冷静，有备而来”。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在平时就备好可携带的防毒口罩，提前确认好避难出口。心有准备则能使人冷静。

　　新闻周刊：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北京应该如何保证奥运安全呢？

　　小松：无论是恐怖行动还是自然灾害，我可以说，一旦发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擅长的恰好是意外发生后的应对，而不是危机前的预防研究，这让人担心。

　　保证奥运安全从现在开始并不算早，一些有组织高智商的恐怖分子有时要用5到6年来策划一次犯罪。

　　2008年时，他们可能已经混入运动员的随员队伍，也可能成为领队，志愿者等。针对这一情况，各级警方现在起应着手搜集有关情报，甚至可以应用心理测验的盘查方法对危险分子进行观察。比如说以新闻媒体或商品调查的名义来电话采访对方，通过电话里的装置测验对方的心理紧张状态。

　　对辨别恐怖分子的盘查方法和其危险性的分析方法目前已有21种(侦察学记录)。有些人只是觉得好玩而进行爆炸投毒等恐怖活动，他们未必有动机和目的，有的人则有社会仇视的观念，这就是当今时代的恐怖主义的特征——恐怖活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中国警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恐怕还没有有效的具体准备和侦察技术。

　　比如，听到爆炸声后，抢险是警察的第一反应。但有时规模较小的爆炸仅仅是为了引来一些人，聚集许多人后可能又会发生大规模爆炸。救护是我们亚洲民族的美德，恐怖分子却利用我们的美德进行犯罪。对这些违反常规思维的事情警方应有所认识。我建议，我们应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场来分析问题。

　　新闻周刊：也许有些读者会有些好奇，为什么您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做防灾研究？

　　小松：当前有些组织策划破坏中国的制度与和平发展，这样的恐怖行为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对亚洲和全球的严重的挑战，我们坚持反对一切的极端主义，作为防灾专家和学者，我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文/文晔）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