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浦口郭永柱家，是抗战在家庭意义上的一个中国标本。

　　家庭的两代人，不仅是战争亲历者、受难者，更是抵抗者、救援者、罪证保存者。

　　郭永柱的父亲郭学礼曾任张治中将军侍卫，亲历两次淞沪抗战。在南京保卫战中格毙包括日本大队长酒井一郎少佐在内的4个日本兵。

　　祖母郭史氏在大屠杀当夜，从死尸堆里搜集日寇的罪证，还救助过幸存的士兵。

　　而今，年届六旬的郭永柱，捐出了两件宝贵的证物——一把日军少佐用过的指挥刀，这是他父亲刀劈敌酋夺来的罪证；两根带血的长铁钉，是他的祖母在电线杆上从日寇钉死的中国士兵身上拔下的。还有一只盛汽油烧过同胞的白铁皮桶，54颗被血染红的军服钮扣……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好像很早就开始捐赠物证了。你父亲留下的日本军刀你也舍得捐？

　　郭永柱（以下简称郭）：我1985年捐了祖母留下的白铁皮桶和铁钉。那把刀我是前年捐的。我文化不高，但我知道，把它捐出去，比放在家里有意义。

　　我把刀捐出去的那年接到个电话，说是日本东京都打来的，前面的人叽哩呱啦讲一句，后面翻译翻一句。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那日本人的爸就是酒井一郎，被我父亲杀掉的。

　　记：他跟你说什么呢？郭：他想出钱把刀赎回去，叫我出个价。我一下就把他顶回去了。我说，你出多少钱都不能卖给你。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他怎么说日本人？

　　郭：我父亲是1998年去世的，活了90岁。他跟我说，日本人太凶残了。去世前一年，他还写过回忆录，说是要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父亲火化时，化出两颗三八大盖的弹头。难怪他活着时，就老说肩胛骨涨啊痛啊的。

　　记：这两个弹头呢？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朱馆长后来也跟我问起这个事，说是个很好的证据，我们那时没想那么多，给葬进公墓里了。

　　记：你父亲真勇敢。他给你讲过他们打的仗吗？

　　郭：讲过。我父亲打过北伐，打过两次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时是特务连连长，都是打硬仗的。他腿上都是伤疤，都是叫刀给劈的。

　　淞沪抗战时，我父亲是八十八师的，打仗时把手榴弹扎成一束向日军装甲车扔，用轻重机关枪扫日本人。特务连一个叫朱桂财的上等兵，身上捆着八颗手榴弹，冲过去炸掉日军装甲车。我父亲也打得眼红了，端起步枪冲过去跟日本人肉搏，他一个人就刺倒了3个。他就是在淞沪抗战后升的连长。

　　记：你父亲是怎么逃出日军魔爪的，他们这些老兵后来聚过吗？

　　郭：他在南京保卫战后，是游过江才捡了条命。等到第二年日本人杀人杀得少了才回来，他还帮新四军打捞中国军队扔在江里的枪支。

　　他们老兵聚过的。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他的儿子就是秦汉，八几年拍《南京大屠杀》电影，把我请去见过面。记：你祖母跟你们讲过她所看到的日军暴行吗？

　　郭：经常讲。1946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我祖母还是民众代表，控诉了大屠杀暴行。

　　她那时住在下关石梁柱，被日本兵抓去烧火做饭。看到日本兵把老百姓和中国兵一批批的押到下关江边，用机枪扫，多的一批就杀死三四千人。还看到挖中国人的心肝，割耳朵，或者浇上汽油烧死。心里那个恨啊！

　　记：你祖母救过一个中国士兵，日本人怎么没杀他？

　　郭：这个事情说起来，还是要感谢一个日本军官的。他叫佐藤贯一，原来是个海军大佐。那时抓到的中国战俘，大多就这么杀掉了，他保下了32个，都是四川湖北的，说他们老实。其实，佐藤贯一在做生意，当时在南京开砂场，开面粉厂，他用这些人给他修码头。

　　我祖母救的中国士兵叫张士荣，四川人，我祖母后来送他到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了。他后来来过浦口，跟我们一家人到纪念馆参观。他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入了党，解放后在邯郸工作。

　　记：你这几年碰到过日本人、和他们交谈过吗？你对日本人的印象怎么样？

　　郭：交谈过。记得佐藤贯一的儿子拉着我的手说，日中不能再开战了，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不瞒你说，我心里还是有疙瘩的，日本代表团来南京，我还是不愿意去见。

　　记：为什么？

　　郭：感情上接受不了。我们一家，死在日本人手上的就有四个，伯父伯母，姑父姑母。另外，我觉得一些日本人现在还是很轻视中国人，你看他们（日本右翼分子）最近就老是搞事，不肯承认历史。

　　(记者俞剑弘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