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廿多年，在阿拉伯世界，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现象，一直引起不少人兴趣。到目前为止，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已经有伊朗、苏丹、阿富汗；正在发动着反对当地政府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评价也众说纷云。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在原有政府一边去反对它；也有左翼认为它代表进步的反帝力量，所以应当支持它。
原教旨主义不是铁板一块
问题在于，不仅伊斯兰教，就连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原教旨主义之间自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主张严厉执行古代回教的教规，例如禁酒、妇女戴面巾及不得工作，以至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与音乐等。但是，这种宗教解释上的共同点并不能化为政治与社会立场上的共同点。沙特阿拉伯也一直严格执行旧的回教教规，但是它却一直亲美，还支持1991年美国攻击伊拉克，并因此同许多原教旨主义盟友，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党决裂。后来我们还知道，因此同沙特政权决裂的还有拉登呢。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拒绝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现代科技吗？伊朗的例子进一步说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权严厉执行回教教规，但是不久之后就逐渐放宽。女性能否接受教育、出外工作及避孕。可算是「现代性」的标记。塔利班政权以回教之名坚决反对，但是今天在伊朗，女性公务员已经占三成（相当于「伊斯兰革命」前）；女性避孕的有两成多。女性戴面纱的规定已经大为放宽；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议员)、可以上学甚至接受军事训练。
伊朗的例子说明，同奉一本可兰经，并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公元七世纪的牧民与行商的社会。资本主义越发展就难以避免吸纳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结果就难免要放弃一些旧教规。同其它民族国家的竞争以至斗争也常常迫使统治者重新解释教规。就连霍梅尼在生时，他的最亲近门徒也一再反对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后者不让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诚属无知，拒绝利用电视、电台等科技更是可笑。
所以，不仅回教徒不一定是恐怖主义，就连原教旨主义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属性。在原教旨主义那里，从极右到极左，从亲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个社会集团，就有多少个回教。有属于半封建地主及控制了庙宇及土地的教士的回教，也有经营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的阿拉伯资本家的回教。当然也有广大的穷人、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回教。不同人可以对可兰经各取所需（宗教语言的特点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说教的，所以更容易这样），结果就是有各种政治立场的回教徒。
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曲折重重
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样的回教教派当然是阿拉伯及世界人民的敌人。过去廿年，在许多回教国家，这种反动教派都有长足增加。这种「宗教狂热」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虽然二战前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争取到独立及进行工业化，有一些甚至开始了世俗化及建设了形式上的议会选举，但是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及始终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构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的土地革命，却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尔及利亚那样曾经产生过激进左翼政权的国家，八百万农村人口中只有二百万获得一点土地，其余大部份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是继续留在农村过着赤贫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极难找到的工作，而且其农民身份始终被城市居民视为异乡人，乡下佬。反观那些西化的统治精英，口说流利法语，占据了国家统治机器的职位，虽只占人口的百份之一，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这种强烈对比下，越来越多破产的农村个体户被貌似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吸引，也就不难明白了。本来，这种教义过去首先吸引地主阶级，但是，由于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寻找新出路。而这时教士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苦难来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读可兰经。经书不是教富人要对穷人慈悲为怀，缴纳济贫税吗？不是教穷人要尊重富人财产吗？如果富人穷人都能遵此训诲，又怎会有社会动荡、贫穷及战争？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为它背离了教义，使穷富之间发生战争。国家之所以危机处处，则是因为统治精英为西方文化所败坏。所以，阿尔及利亚的回教党的纲领就是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土地革命。它虽也反对国家统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它着重的是从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对：反对在伊斯兰国家说法语（阿国从前是法国殖民地），反对播放西方电影与音乐，强迫妇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纱。在统治精英所推行的现代化走投无路之际，原教旨主义者就靠一种「回到从前」去寻找安慰。
其它伊斯兰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这一过程。原教旨主义可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但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强烈而又思想混乱的抗议；抗议他们既未能成功摆脱帝国主义的间接操纵，又未能成功使国家现代化、却又只知残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埃及总统沙特因展开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而被激进回教徒剌杀，阿富汗从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后的长达卅年的内战与动乱，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关系。
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拥抱原教旨主义
但原教旨主义的最主要政治力量来自青年学生。这里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因为青年学生在衰败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地位最不稳固，前途至为暗淡。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许多回教国家都大力发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专学生。从前大学生大多来自西方精英阶层；但是，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子弟有了机会晋升大学。这些子弟较少西化，较多保存传统宗教信仰及习惯，而且往往因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挤而更自觉地强化原来的「传统」身份。连一些女大学生也以戴面纱为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却不容易找到较好工作。在阿尔及利亚，由于好工作往往被说法语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原教旨主义成为不少只说阿拉伯语的中下层学生的斗争旗帜。贬法语而扬阿拉伯语，不仅是宗教问题，而且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大批没能升上大学的中学生。他们更陷于一种进退为谷的境界。但是，成为原教旨主义温床的，首先得数近二十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宗教学校。许多回教国家都无法为人民提供起码的基本设施。在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人口增加了33%，但基本设施只增加6.9%。外资的涌入使农村破产加速。许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时候，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借着财雄势大（许多人都有从事毒品买卖），在巴国及其它回教国家建立了许多宗教学校。在巴国，这种趋势还得到当年统治者齐亚将军的赞助，为的是拿原教旨主义者来反对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间宗教学校，但是到了齐亚将军统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间，还有另外25000间没注册。这些宗教学校成为穷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机会，而且学校还往往提供住宿饮食，所以极受他们欢迎。这些学校教士往往以极严厉校规整治学生，包括以铁链锁住犯规学生，长年禁止外出，没完没了的诵经。许多学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让见到女性，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多大害处实在不难了解。事实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词，原意即为宗教学生。而许多塔利班人都是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毕业的。这种封闭而野蛮的教育方式培育了一大批狂热、专横、缺乏独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妇女以至对人类，仇恨心理可能比爱护心理更强烈。
美国、苏联与伊斯兰世界
不过，如果没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培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主义倾向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在战后印度尼西亚，美国中情局一直与右翼军人合作培植反共的回教党。回教党在1965年的政变中帮助了苏哈图屠杀了一百万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也都是这样。拉登本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刻意培植来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请参阅同期有关此题目的文章）
但是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一众中东共产党的叛卖，以及此一叛卖所最后导致的苏联的自我崩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不会在九十年代迅速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东（以及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连一些中高层军官也因此亲苏左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纳塞尔），甚至想横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本来呢，斯大林本人不见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实，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国，尽管这违反了阿拉伯人民意愿。但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毕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忘记斯大林的罪恶。可是，斯大林死后及其往后几十年，苏联官僚统治者那种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棋子的阴险做法，只有变本加厉，而无真正减少。早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当埃及人民奋勇反击英、法、以侵略之时，苏联代表却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一起投票要「双方」停火，却不包括要以色列彻出占领区。这种背叛使整个中东都爆发群众示威，「苏联佬出卖了我们！」的口号响彻云霄。往后几十年，「苏联佬」依旧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于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诚然，后来的亲苏政权进行过一些进步改革，但是功不补患。廿世纪历史早证明，用枪杆子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的。所以，苏联在阿富汗的一败涂地，实际上也预兆了苏联自己的命运。连苏联自己也日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日益亲美。难怪以苏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左派，虽然在中东火红过一段时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苏联崩溃之后，就更加信誉扫地。而中、俄两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都不去阻止美帝攻击伊拉克（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只投弃权票，不投反对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了。一方面，整个回教世界，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会及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原来吸引过无数热血青年的社会主义左派（斯毛版本），却又丧失了吸引力了，这种思想真空遂使「回到从前的教义」反而成为「新出路」。
不过，原教旨主义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快破产。毕竟，原教旨主义在反对甚么上还比较清楚，但是在支持甚么政治、经济立场上就非常混乱模糊。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一部可兰经无法为当代社会提供甚么认真的指导。所以，在伊斯兰的共同旗帜下，事实上存在各种矛盾以至敌对解释及派系。而不论哪一派，都没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新出路。即使已经完成「伊斯兰革命」的国家伊朗，情况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
越「革命」越依附帝国主义
伊朗在「革命」廿年多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及共产党给教士们摧残净尽了；在当年杀了100多个「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恋者）之后，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净化」了许多了。但教士们也终于承认，毕竟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调节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纹风不动。而伊朗经济结果怎样呢？它还是陷入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那样的死胡同：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之欠发展。国家仍要依赖石油作为主要的换汇商品，但是油价的持续下滑使换汇日益困难，因而也使入口先进设备日益困难。基本生活品物价飞涨，外债高达三百亿美元。为了偿债，统治者接受世界货币基金会的贷款，但要以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给外资为代价。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过头来还得在经济上向帝国主义出让经济主权。这就是为甚么前几年伊朗发生了人民骚乱及学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义同样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找到新出路。
这当然不是说，原教旨主义会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还没有找到，各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想就会始终具有吸引力。（许由）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