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8月18日讯 俄新社日前刊登维克托·加夫里洛夫上校撰写的一篇文章，揭示出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从日军手中解救盟国战俘的全过程。文章要点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与日本关东军进行的满洲战役中，有些事情至今鲜为人知，甚至完全不为人所知。从日本战俘营中解救出美国、英国、荷兰等盟国军队的官兵就是其中之一。

　　指挥满洲战役的苏军将领从一些中国爱国人士那里得知，在中国境内的一些日本战俘营里关押着我们的一些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官兵，他们是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作战行动中被俘的。然而，到1945年8月才了解到盟军俘虏有多少人，被关押在哪里。当时，苏联军队正在向长春和沈阳推进，情报部门报告说，战俘营位于沈阳市郊外，那里的战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日本人在撤退的时候很可能杀死全部俘虏，他们以前在别的地方就这么干过。需要赶快解救盟军官兵。

　　苏军火速派出了几个步兵营，并在沈阳郊外的战俘营发现了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军人。确切地说，有28名将军（15个美国人，5个英国人，8个荷兰人）、500名军官（272个美国人，173个英国人，55个荷兰人）和1171名士兵（1044个美国人，115个英国人，12个荷兰人）。他们全部立即获释，还把缴获的武器发给他们用于自卫，因为当时沈阳市内和郊外还有不少日本兵。当然，苏军还向获释的盟国战俘提供了食品和交通工具等。

　　在解放了沈阳战俘营后得知，前驻菲律宾美军司令温赖特中将被俘后被日本人单独关押在距沈阳17公里的一栋别墅里。于是，苏方马上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前去解救。

　　沈阳的战俘营并不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唯一一个战俘营。1945年9月初，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第88军的部队解放了另一个日军战俘营。获救的盟军战俘有352人，其中有292个英国人，46个澳大利亚人，6个巴西人，4个美国人和4个苏格兰人。这些数字是第一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提供的。

　　被俘官兵获得解救的消息马上通知了盟国。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8月20日就请求苏军司令部允许向沈阳派出一架接战俘的飞机，首先是把温赖特将军接走。莫斯科批准对此给予大力协助。

　　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8月24日请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协助“加快由美国安排的遣返战俘的工作”。温赖特将军和其他几位曾经被俘的美国军官8月29日就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重庆。

　　遣返战俘的工作也遇到过一些麻烦。美国方面事先不同苏联方面协商就开始向沈阳派出一架架飞机，用于安排美国战俘的撤离和向战俘运送香烟、饼干、巧克力、衣服和鞋等。起初，苏军指挥官扣留了这些机组人员，以“查明情况”，后来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下令协助美国空军向战俘运送物资。

　　然而，一架没有识别标志的美国B-29型飞机在事先未通报的情况下于8月30日出现在朝鲜某机场地区，并投下了一些物资。据苏军司令部的情报，日本投降前在该地区组建了几支小型敢死队，任务是继续作战。当时不清楚，这架B-29型飞机在为盟军还是为日本敢死队空投物资。几架苏军歼击机腾空而起，在迫使B-29型飞机降落的过程中还开了火。

　　B-29型飞机的机长在审讯中解释说，苏联空军发出的各种信号他都看到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主动降落，因为觉得屈指可数的几架歼击机击落不了他，再说他觉得机场跑道也太短…这种幼稚的辩解当然无法令苏方满意，只好在更高级别讨论如何处理此事。

　　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于9月4日满足了沈阳战俘营负责人帕克将军（前美国第11军军长）的请求，允许美国飞机在大连机场降落，还允许美国轮船进入大连港，以便接走从沈阳来的战俘。与此同时，方面军司令部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关于走铁路将美国战俘送往大连的指示。显然，这一是为了避免再发生B-29型飞机事件，二是为了更安全一些。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军司令部决定坚持己见，并“向俄国人展示自己的力量”。显然，这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因为“红军”先于美国人控制了大连港和旅顺港而“惩罚”他们。两艘美国巡洋舰在9月2日驶入了大连的外停泊场，9月4日又有4艘美国航空母舰和6艘驱逐舰驶到旅顺港附近，同时在旅顺港和大连上空出现了大约300架带美国标志的飞机。一些当事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形势很严峻，进行的是一场“神经战”。一位名叫伍兹的美国驱逐舰长后来说，这是“声援远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是“献给红军的礼花”。

　　9月5日，美国舰队在与苏军司令部互致“问候”之后不得不起锚驶向外海。尽管9月8日又有两艘驱逐舰驶入大连，但那是给一艘医疗舰护航。美国战俘陆续登上了这艘医疗舰。

　　9月20日，驻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伊万诺夫上将宣布，苏联红军在满洲和朝鲜从日军手中解救的盟国战俘已全部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