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日起，外地人口随迁入户深圳的申请被暂时冻结。这一举动缘于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深圳人口已逼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深圳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还存在严重“倒挂”现象，全市1200万人口中，只有170万左右户籍人口。人口激增引发一系列问题，在连续25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深圳急需重新定位。

　　深圳特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因此，深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深圳的。对于中国诸多仍在寻求“深圳速度”的城市决策者来说，深圳今日的困惑或许就是其他城市明日的烦恼；而深圳当下如何化解尖锐矛盾，也毫无疑问会对很多城市具有参考价值。

　　祸根：城市经营成本“外化”经营利益“内化”

　　记者：深圳市政府日前公开表示，深圳人口已逼近承载极限，将出台一系列文件疏导人口压力。深圳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乐正：深圳依靠“地主经济”模式获得快速发展，这是一种很“省事”的方法：政府先找项目进行招商，再找土地，再去找工人。在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后，没有想到的是人口增长也会这么快。其实，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增长是必然的。江苏、上海、北京等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只不过深圳的矛盾更突出一些。

　　李津逵：这是政府“公司化”的一种结果，所谓公司化，指城市的经营者将城市经营的成本“外化”、利益“内化”。比如，政府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对公共建设投入不足。或者，政府仅对户籍人口承担公共支出责任，而不对非户籍人口承担这一责任，而为深圳财税做出最大贡献的恰恰是“外来人口”。

　　政府在注重投资增长时，也忽视了配套的劳动力成本。根据我们的调查，每1亿元的IT制造业投资，需配置1000个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工人住哪儿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政府建造大批的“廉租房”来安置工人，按现在城中村出租屋面积计算，建安工程投入需要1000亿元～1500亿元，而深圳政府从1995年到2000年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费用只有350亿元。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吃不喝，也要花25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廉租屋的要求。所以，为了降低成本，政府将治理成本“外化”——发动一个个“战役”，如改造“城中村”等。这实际上反映了某些决策者的“无知”，而治理结构的失衡又让决策者“无畏”，最终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记者：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深圳能像政协委员在深圳“两会”上提议的那样，放开户籍限制吗？

　　乐正：如果深圳放开户籍政策把将近1000万的外来人口接收下来，按目前的社会福利机制，深圳会背上沉重的社会包袱，继而引发一系列后遗症。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放开户籍制度，这是国家体制问题，关键是社会福利的承载力有限。我认为，政府要加强人口管理，应该把更多的自主权交给社会，而不是政府控制。

　　对策：用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人口置换

　　记者：事实上，深圳市政府在面对各种困难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发展高科技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这些做法能让深圳摆脱困境吗？

　　乐正：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人口的置换过程，它是一个渐进过程。深圳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是“赶人走”，而是要淘汰一批不适合在深圳生存的低素质企业。这没什么不合理的，是市场的选择。

　　李津逵：城市的运营者们在实施一些计划时，得搞清楚一个问题：是为了让城市“好看”还是“好用”。很多人只是从“好看”出发，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做出了“好看”的事，结果却不实用。比如北京的“中关村”建设，有位美国的专家看到中关村连排的高楼大厦和整齐的街道后，就感叹高科技企业生存的不易。高科技企业必须要在低成本运营的土壤中生长，因为他们要花费巨资用于技术研发当中。而我们却将许多“种子”公司种在办公成本昂贵的办工区，这会扼杀一批成长型企业。我们担心的是，政府好心却办出了“坏事”。

　　再比如人口压力问题，一年以前我们对于“城中村”现象，可能看到的仅仅是脏、乱、差。其实据市委党校专家调查，如果将龙岗区的城中村管理全部转为街道办和居委会管理，政府每年新增的财政支出将是23亿元。一年创造23亿元价值，恰好是龙岗区一年的财政收入，这种“优质资产”可能在改造中遭到破坏。

　　记者：有人说，深圳要想缓解资源与人口的矛盾，要想发展高科技产业，就要拒绝低素质人口。这是一个好办法吗？

　　李津逵：流动人口不应被排除在深圳之外，他们恰恰是深圳获得低成本发展的动力。再发达的城市也避免不了低收入人口的涌入，因为国家的“三农”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民来深圳总比呆在农村要好一些。香港经济很发达，也同样有“笼屋”存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产业多样化、就业多样化、收入多样化及居住人群多样化是城市活力之源。假如深圳只留下白领，那将是一场灾难。

　　中国作为一个亚洲人口大国，注定在城市化中要走一条紧凑型的路。以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城市的人口可能最终只有靠拥挤度，而不是行政的方式来控制的。现在，城市化在全国还仅仅是初期，大城市特别是沿海的大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人口的“围城阶段”。人口大国的宿命使得像深圳这样的高成长性城市，无法避免人口的高度拥挤。深圳要达到“和谐”，可选择的目标只能是“拥挤并快乐着”。

　　新使命：既要“深圳速度”更要“深圳关怀”

　　记者：改革开改25年来，深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成为全国各大城市学习的榜样。现在的问题是，深圳本身也遇到巨大难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发展矛盾突出。深圳该何去何从？

　　魏达志：深圳现在正在着手建设国际化城市，这需要打破传统的封闭体制，建立更加对外开放的国际化体制。深圳只有率先进行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才有可能重新担负起新世纪“窗口”与“试验田”的使命与责任。深圳国际化路径的惟一选择是“深港一体化”：深港之间商品、资本、劳力、服务等根深蒂固的四大管制正在松动，正在实现四大资源双向流通，这将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提供强大动力。

　　李津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深圳完成了“试验田”的任务。而现在，深圳需要当起新的“排头兵”——在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社会发展矛盾突出的条件下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深圳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人文关怀，深圳要做的是，如何让不同社会层次的人和谐相处。深圳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再为全国树立榜样。这是深圳新的历史使命。

　　深圳在进行“国富民强”远征时，不能当抛弃粮草辎重、老弱妇孺的“突击队轻骑兵”。如果像深圳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都轻骑“单飞”，不去承担“扶老助弱”的社会责任，那么中国就会出现只有少数城市“现代化”的现象。这是需要警惕的。

　　乐正：深圳的改革和创新功能依然存在，深圳将出台《促进改革条例》，以保持它的发展优势。从长线来讲，深圳的增长速度是在平稳下降，这不是一件坏事。深圳今后改革的思路要放得更宽，改进社会功能，完善法制体系，发展非政府组织等。在一段时间内，政府要将重心转移到关注社会发展方面来。深圳最终要成为一个市场功能很发达、民间力量比较强大、产业结构比较先进的新型城市，这是它的合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