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是前一段时间的时评话题，按时下时评的规则，一则带有独特价值的新闻出来后，报纸最好在第二天一早就能跟进，否则就过期了。如是，我现在再来谈余斌的话题岂不早过时了。

　　是有点过时。但我对时评又有自己的一点看评，既叫时评，就不免有时尚的色彩，甚至有许多时评已然沦为时尚。一个“潮流”来了，抓住它的一点新奇，迎合大众的一点口味，呈奇斗艳来上一番眩耀，然后就像蜂蝶朝下一个目标翩翩寻去。这里面不乏很多真知灼见，但也往往可能掩盖了深层中值得思索的东西。正是从这出发，我觉得余斌虽然前段时间说得很多，争得也很激烈，但仍有东西没说到，而且还是带着本质的。

　　余斌是什么人，大家都已知道，但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我还是简单交代一下，湖南某县级市副市长，在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9．5万元，违法所得10万元，但其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当余斌此事被披露，且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时，舆论哗然，网民竟有60％多给予同情。何则？一曰现在大小贪官动辙几千万甚至上亿，他这简直不算一回事；二曰贪官们基本上都是花天酒地生活糜烂，而他在逃不出官场潜规则时独有一份良心。进而又开始争执他这样做到底算不算受贿。有法学专家出来解释，绝对是受贿，应将前后两种行为分开，人家给他行贿，是看重他的公权，而他也可能利用公权给对方或者自己谋取私利，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比扶贫效应量上更大的损失。

　　此说有理。这也是一个非常显明的道理。可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会引起争执呢？可能会是对法的理解不透，也可能是情感取向代替理智判断，假如这样，则一个不能不令人忧虑的现象“诞生”了，我们普通善良的人民对官员们的道德要求或道德底线正在降低。还有，这个不算受贿的争执又是从何而来呢？此说正是出自余斌本人。他从事过纪检工作，同样对这个原本明显的道理不难理解，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是辩护中的“狡辩”，可能含有这种成份，但又不全是，而是这些年我们的一些“方针政策”的积淀，或者说是他从事纪检工作经验的积累。

　　为了让一些官员从官场潜规则中逃脱出来，我们不是曾正儿八经地设立过什么“581”帐户，即谐音的“我不要”的廉政帐户。官员实在磨不开，或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家人收了贿，可以将钱悄悄打入这个帐户，即算消了灾。一开始这么做，曾作为廉政创新大肆宣传，后来遭到舆论批评，而且收效也甚微，只好灰灰收场；还有，一个大窝案发生后，从工作全局来说，为了不至于全线崩溃，从挽救一些人来说，为了使一些受贿少的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不是常常设立一个时限，只要在某个时刻前将钱交出，说明问题或者提供什么线索有立功表现，就可以既往不咎么（这种做法虽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办案成本，但也可能使大鱼漏网，使小鱼侥幸，因而可能是地雷）？大家比较一下，余斌的做法和这两种做法在“结构”上是一致的，而且他比这两者还具有积极意义，与前者比，他主动用于了扶贫，不是被动地响应号召，与后者比，他是本着良心的自觉，不是被时势所逼。余斌的做法可能就有这些“曾有”的诱导，他的这个说法也可能正是这些现象的总结，而一般老百姓对此问题的模糊可能也有这层因素在内。这里，我的结论出来了，在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再去推行什么与法相悖离的经验或者创新，那样不仅可能误导一般的民众，也可能误导走在潜规则边沿时时面对诱惑的好官。

　　　　　　　　　　　　　　　　　　　　　　李传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