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

王真

在部队的王真

朱竹雯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王真的家乡扬州时，她刚满18岁。1938年后，日本占领了当时京浦线上所有重要的城市，并在学校里实行奴化教育，王真辍学了。

　　1938年春天，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王真辞别母亲，一个人来到苏中地区。1938年底加入了新四军，开始在苏中金库负责重要的财经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另外两位从上海来的女学生朱竹雯和臧文。

　　1941年，对于新四军来说，是一个斗争形势最为严酷的时期。这年，日军和伪军同时加强了对苏中的扫荡和清乡。代军长陈毅提出了“叫化子打狗还得手拿棍子背靠墙”。苏中地区不仅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且开始独立发展生产，发行货币，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抗币。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敌人不间断的扫荡和清乡中，这些抗币的保险柜就是像王真一样的女战士的肩膀。

　　当年，在因敌人扫荡而转移的苏中部队中，常常可以看见将沉重的钞票袋子背在自己身上的女战士。

　　那个时候，从事新四军财经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被尊称为老大姐的王真也只有19岁。在扫荡最严酷的阶段，她们几乎夜夜行军，天天搬家。这样的生活对于很多从城市里来的女孩子是很大的考验。

　　朱竹雯和臧文几个金库的女同志，把金条金砖包好，用麻绳捆结实。背包太重了，勒得她们很疼。要是过独木桥就更麻烦，又湿又滑，有时还要爬行。可她们没有叫苦，她们都知道这是打日本鬼子的钱，一分都不能丢。

　　然而，危险远不止这些。苏中的伪军从1941年初的3000人剧增到了年底的33000人，而日军据点也从12处增加到了54处。随军的财务人员经常和敌人遭遇。.

　　一次从宝应地区转移时，臧文她们还没有过封锁线，躲在树上的敌人向她们打枪。臧文和战友背着钱随着部队迅速撤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一口气跑了七八里。一停下来马上清点，一分也没少。

　　在扫荡最严酷的阶段，王真所在部队从未损失过一分钱。每次聊起当年背钱的遭遇，王真总是沉默，她看见太多同事的牺牲。那时每半年召开一次财经会议，总是特别热闹，大家心里清楚，能见上一面就算是缘分。

　　为了支持抗日，苏中地区的百姓都自愿交税。1941年，苏中的税收多达1587万元。1942年又完成了“百万担公粮，三千万税收”的财政任务，钱越来越多，转移越来越不方便了。为了找到一个适合存放钱财的场所，财经部的同志们费尽

　　了脑筋。在离敌人据点较远的东台地区的海域，新四军在当地有着稳固的群众基础。王真所在部队最终选择了一艘大渔船,决定把整个苏中的金库都转移到这艘渔船上。但这也意味着必须从财务人员中找到最可靠的人选来看守满船的财物。

　　当时，有不少年轻的女战士都积极地要求上船，觉得在茫茫大海上看看日出日落是挺浪漫的事。性格内向的王真成为最终人选，很多女孩都非常羡慕她。

　　可船上的日子很艰难，王真晕船晕得厉害，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退潮时，船搁浅在沙滩上，没有跳板，就钉根绳子，王真上下船都是靠这根绳子。

　　所有的钱都放在渔船的底舱里,上面盖着一层木板，王真夜夜睡在钱上。虽然周围全是水，但王真还是常常为找到一点可以食用的淡水而发愁。在船上的日子，除了吃饭睡觉，王真每天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看日出,看日落,数星星。偶尔有机会到老百姓家里去，洗一洗，搓把衣裳，拿到船上晒。要是台风来了，就躲到舱里，用板子把舱门钉死了，不能出来。要船在，人在；人在，钱在。

　　王真的战友们仍在源源不断地将钱背到船上。这些钱都是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必不可少的物资保证。然而此时朱竹文在财务工作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有2000无钱的帐单找不到了。尽管她丢的只是一张帐单，但仍然触犯了部队严格的财经纪律。

　　其实此时的朱竹文已经是主管苏中地区财经工作最高领导管文蔚的妻子了,但是丈夫还是毫不留情地处罚了她，不让她再做财务。只有21岁的朱竹文哭成了泪人,只身离开部队，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朱竹雯到上海后，收到王真的信，得知她和海防团的一位营长结了婚。

　　原来王真在海上认识了这位营长，组织上特别批准他们成婚。他们在海边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两个人将各自的背包放到一起，就算成家了。

　　婚礼后的第二天，王真又回到了船上,而丈夫随着海防团去前线参加战斗了。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王真的丈夫在攻打兴化的时候牺牲了。而结婚以后，王真和丈夫只见过3次。

　　组织上担心性格内向的王真在船上容易触景生情，就安排她下了船。下船时,满船的钱财一分也没少。

　　60多年过去了，这3位当年的女学生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她们仍是好朋友,都生活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