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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李政道回忆当年学校生活时说，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央视供图)
兄弟分离
日军占领上海，善武功的李崇道、李政道被父亲安排离沪。15岁的李政道在流亡中感悟到了牛顿定律，这为他获得诺贝尔奖奠下了基础。
李家兄弟
不愿媚日离沪西迁
当上海英、法租界响起枪声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先生当时就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摩尔敏的教堂听课，日本人走进来，全都端着枪。整个课堂一片惊悚。李政道觉得不应该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继续居住，于是同二哥商量后，他们决定离开。
李政道正在读中学，二哥李崇道读大学预科。和沪上许多有钱人家孩子一样，兄弟俩就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李崇道回忆：“珍珠港一爆发，日军就到租界上来。家父知道我们几个儿子都有极大的爱国热情，而且我们都练了很好的武功，父亲担心日军到了租界，我们会跟日本军队有冲突，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就送我们去内地。”当时有很多学校都在迁移，一路追赶西迁学校的李崇道、李政道两兄弟一路上看到一个学校就跟着他们走一段，他们追赶的是浙江大学，而浙大却一直在流亡中。哥哥李崇道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张车票，托一个同学带着弟弟先逃，自己却流落到了福建。
流亡学校
15岁李政道钻研“牛顿”
与二哥李崇道在车站分别后，李政道靠着学校提供的一顿午餐，硬撑着到了赣州。李政道离开上海时，没有考虑到这次旅途的艰难性，以为只是逃离日本人的统治，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以后随时可以回上海看望父母，所以带的钱不多，很快就花没了。此时，身无分文的他，已是一副难童的模样。
赣州是江西通向大后方的门户，刚刚抵达的李政道，走进了一座路边小楼。上了二楼，看到有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便一个人看了起来，边看边思考。跟着流亡学校一路辗转年仅15岁的李政道绝对没有料到，这本书，会给他日后的命运带来重大的转机。
他懂得了什么是牛顿定律，并且懂得了自己的思考和掌握，这让他很快发掘了自己的能力。当他把这一发现告诉老师时，却被别人误认为发烧说糊话。原来李政道身体虚弱，经常疟疾发作，每两个星期要高烧一次，身体发抖一天到两天。当他的少年感悟不被别人理解时，李政道苦闷至极。但他没有停止探索宇宙奥秘。
赣州临时中学收留了一批像他一样因病暂时无法继续西迁的学生，因为师资紧张，校方指派李政道为代课老师。为此，他暂时在赣州停留下来。那年他刚满16岁。
为了吃饭
理工高材生考了农学院
而此时，他的哥哥李崇道，却到了桂林。
广西桂林，是抗战时期又一个文化名城，与弟弟李政道分手后，李崇道来到这里，准备报考大学。当时李崇道的成绩一直不错，号称“光荣学生”，除了国文，其他功课都是A，然而这位在上海长大，不知耕耘为何物的理工高材生，却阴差阳错地报了个农学院。而他报考农学院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钱用完了，刚好广西大学农学院招考公费生，为了吃饭就考了。
因为考试，所以要省钱买参考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两天吃一顿。一天，李崇道买书时突然头一晕，眼前一黑，最后店员把他扶上车，车夫把他拉回了旅馆。一身武功，身无分文的李崇道，只能以茶代药，最终拖着一双沉重的脚，走进考场。刚刚考完交了试卷，人就跌在讲台前面了。
这年春天，李崇道被广西大学录取。
战火岁月
名人云集广西大学
当年广西大学，在桂林郊外的燕山村。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师生们经常在岩洞里上课。与李崇道差不多同时进广西大学的卢鹤绂，这样写道：“头上飞机轰炸，脚下蛇虫横行”。这位年轻教师，半年前携新婚妻子从美国回来。同事们经常和他说笑，说他们是从天堂掉到地下。酷爱京戏的卢鹤绂，在美国读的是核物理专业，他的博士论文被定为绝密资料。当他所在的课题组，向诺贝尔奖冲刺时，卢鹤绂毅然离开了美国。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我要与国民共患难，报效祖国。”
李崇道说：“这批老师都很好，尤其是广西大学农业试验场教职员工，因为打仗，很多学校也往内地跑，所以浙大农学院很多的好老师都被广西大学请去了。”
何康这年也考入广西大学。何康当时和李崇道是上下铺，那时候点的是桐油灯，吃的是糙米饭，但是大家读书很用功。李崇道当时还获得了畜牧兽医系奖学金。何康记忆中的李崇道是运动健将，畜牧兽医系经常要杀牛、宰羊，李崇道力气大，胆子也大，人又比较爽快，把牛给摁下去，操刀便是他的事，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一把手。
30年后，何康与李崇道，分别担任了海峡两岸的农业部长，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
李崇道说：“假如我没有到内地去，可能在上海温室里长大，就不是我现在的李崇道了，完全不一样的。”
战争爆发，上海民众涌入租界
西迁，西迁，为了民族复兴。当年西迁的灾民队伍
流亡中的闻一多
步行团过“夜郎”
战地之行
李政道的表哥杨麟随爷爷离家寻父，一路上饿殍遍野，杨麟被深深震撼。几经辗转好不容易与父亲相遇，旋即又各奔天涯。
一个信号
杨管北抢运棉纱送后方
在李家兄弟离家的同时，在上海租界圣约翰中学读书的李政道表哥杨麟，也在准备随爷爷一起踏上寻父之路。杨麟的父亲、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杨管北已经离开上海3年，在重庆紧张地指挥着大西南物资运输。
日军进驻租界以后，加紧对上海民生物资的控制，后方棉布更加紧张。在前线，许多中国士兵不得不穿着从死去战友身上扒下来的军衣继续作战。当时一部分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人认为如果太平洋战争和解，就可以调集200万军人补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兵力。
杜月笙的学生徐彩臣得悉日方这一信号，迅速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利用日军想要讲和示好放宽管制的心理，将沪上几千件棉纱，秘密转运至大后方。负责这一事务的杨管北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好朋友杨志雄。作为西门子在中国的买办，杨志雄一共准备了6000件棉纱，第一批3000件，从上海运到大后方去。
押运棉纱
艰辛西行喝水也痛苦
杨麟和爷爷踏上了押运棉纱的漫漫征程。
杨家祖孙从南京转车到徐州，然后从徐州坐车到商丘，这一路从火车上看出去是一片荒凉，尤其是从徐州到商丘的时候，那惨不忍睹的景象杨麟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他才明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战区。
搭载着3000件棉纱的火车，经京沪、津浦、陇海铁路后，停靠商丘站，此时，西去长安的铁路已中断。
杨家祖孙已经进入亳州境内，为绕开日军的封锁，车队沿古驿道前行，古驿道地形条件恶劣，崎岖不平，沿途尽是“三不管”的荒僻之地，前来接应的杨管北曾这样描述：“亳州至洛阳一段最为艰辛，所到之处，人烟稀少，粗茶淡饭也难求，夜晚只得在土屋荒庙内歇脚。”杨麟说，喝水是最痛苦的，一杯水摆在地上，大概要半小时以后才能喝，让泥巴沉淀下去，上面的一层是能喝的水。
目睹惨象
杨麟震撼奋起抗日
一场罕见的春荒席卷了中国北方，仅几个月，饿死人数多达300万，杨麟跟随的运纱车队，所经过的河南、皖北境内，灾情最为严重。一路上尸殍遍野、惨不忍睹的场景比比皆是。“有个小囡已经发臭了，她的妈妈还舍不得，一直把她抱在手上。”
法租界、英租界内安逸优越的生活情形和租界外中国人民艰难抗战生活的强烈对比，让杨麟震惊，他没有想到中国人已经苦到如此地步。惊讶、困惑之余，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从此以后，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为杨麟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早春二月，运纱的车队，抵达豫、皖交界的十字河，先期到达的杨管北，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和儿子，祖孙三代感慨万千，泪水纵横。杨麟回忆道：离开上海到亳州大概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我变了，我在这一个星期中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深深地震撼了我的灵魂。
飞雪迷蒙的十字河，杨麟三代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分手。
随父亲继续西行的杨麟，一年后走上抗日的前线。
步行迁校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月10日，迁移到湖南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四个月后，长沙临大决定西迁昆明，并改名为西南联大。
告别三湘
“临大”师生三路步行入滇
这是一次漫长、艰辛的转移。临大决定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闻一多与步行团一起步行1000多公里崎岖山路，日与风雨为伴，夜与牲口同宿……
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说：“临时大学形势吃紧，在长沙也不安全，要搬到昆明去，当时学校规定，教职员，发给你路费，可以坐车、坐船到昆明，男生组成一个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昆明去。”闻一多教授和他的学生任继愈都报名加入步行团。
这条路，重复了红军的路线，很多老标语还在。有的重复了《徐霞客游记》的路线。
1938年1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早晨，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步行团”了。步行团由11位教师和284位学生组成，将步行1300多公里穿越湖南、贵州、云南的高山峡谷。
军装草鞋
步行团渡三江过“夜郎”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正是隆冬季节，小伙子们肩背行囊，冒着严寒，渡过湘江、沅江、资水三条大河，越过湘西，到了贵州省境内。古时候，这一带叫做“夜郎”，山路崎岖，加之阴雨连绵，行走极其艰难。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柴之棣说：“开始穿草鞋走路，走了一两天，脚都起泡了，换成布鞋，走了几天也破掉了，结果还是把自己带来的平时穿的鞋子穿上去。就这样走。”
让步行团吃尽苦头的这条崎岖山路，很快便成为人们从沦陷区走向大后方最重要的通道之一，而且，随着战争的推移，中路、西路、北路三条道路先后中断，唯有这条南路一直保持到1944年11月，而这个时候，离抗战胜利也只有咫尺之遥了。
灰布长衫
闻一多历沧桑一路写生
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是闻一多先生，又是诗人又是学者的他，一路上体会和感慨最多。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步行团一路走，一路考察，这一天来到贵州中部风景秀丽的苗岭山寨。
神秘的云贵高原，聚集了3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都还保留着古老的民风民俗。对研究古代神话和楚辞的学者无疑是一座难得的宝库。从此，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和古神话研究都拓开了新局面。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休息的时候，闻一多常常拿个小本子走家串户，跟当地的百姓学唱民歌，收集素材。闻一多发现，中国虽然很穷，中国民族的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因为出钱出力出人的就是他们，穷困是穷困，可是力量集中起来还是了不起的。
68天以后，又是落日时分，站在高坡上远远望去，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目的地昆明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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