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鲍立民回忆当护士经历，日本医生接管京城医院吓跑患者
■人物档案
姓名：鲍立民
年龄：81岁
身份：退休人员，曾在被日本接管的道济医院（现北京第六医院）里当卫生员
■抗战经历
1942年7月，道济医院被日本接管。为让医院照常开诊，日本人想方设法招回已经离开医院的一些中国医护人员。
是年，18岁的鲍立民作为卫生员，也被强令回到医院继续上班。同时，日本人也安排自己的医护人员进来，主管各科室的具体工作。
不过，京城患者对日本大夫不“感冒”，只要是看到日本医生的门诊挂号，他们都会溜走或要求更换为中国大夫。
市民的这种求诊状态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日本人逃走时，还扫荡医院，把原来添置的医疗设备及一些药品运走，导致医院停诊，直到1946年才恢复门诊。
“患者就是不信任日本医生，挂好的号，看到是日本医生就溜走，宁可扛着病，让日本大夫在诊室干叫唤，就是没人应答。可恶的是，日本人投降逃跑前把医院的器材打劫一空……”今年81岁的鲍立民翻看着略微发黄的黑白照片，说起往事。照片中18岁的她，穿着一身白色护士服装，梳着两条美丽的大辫子，站在医院的两层小楼前。
生活拮据 捡菜叶子煮着吃
照片上的笑容对鲍立民来说太少了，自1942年1月父亲病重后，家中的重担就落到她弱小的肩头上。18岁的她，每月从医院辛苦拿到10多元，供全家四口吃饭，还要为父亲看病抓药。实在困难的时候，她还曾到集市捡些菜叶子回来煮着吃。
鲍立民是地道的北京人，祖上曾为官宦之家，民国时期家道中落。18岁那年，熟人介绍她去道济医院做卫生员。
“我父亲在我21岁时去世，过后，我觉得日子更难过了。”说起几十年前的那段经历，老人至今记得很清晰：日本人来了，美国人走了，日本人走了，医院关门了……
照片是在日本人来之前拍的，她说，而后，自己也没啥心情拍照了。1942年7月，日本人接管了道济医院，发行日伪钞票，物价飞涨，加上许多物品都被限制购买，鲍立民家的日子更难过了，都吃些混合面等粗粮，有些面里头甚至还有花生皮。
为了多省下几个钱来买粮食，正值青春的鲍立民不舍得打扮自己。女孩子家一些日常用品，她只是路过商店时多看一眼。而她到医院上班，因吃不起食堂的饭，午饭常常是用自带的窝头打发，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
改头换面 日本人接管医院
照片上，鲍立民站立的背后是一栋两层小楼。她还记得，当时医院的门诊、病房及办公场所都设在这个小楼里，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然而，这一切都在日本人来后变样了，病房里原有的患者都走光了。为了维持医院门诊正常，日本人强行要求一些已经离开医院的中国医护人员返院。
据介绍，道济医院是教会医院，上世纪初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妇婴医院和安定医院两家医院合并而成，院长由教会委派美籍人士担任，来看病的患者主要是北新桥、交道口、安定门等附近的居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将医院查封，原来成立的护校也被迫停止招生。1942年7月医院被日军强行接管，改名为“北平第三医院”，从院长、科室主任到后勤总务，清一色是日本人。
“日本人查封前，医院院长是美国人，病房里还住着患者，医护人员的身影穿梭在过道里，可是不到一年时间里，医院就只剩下日本人了”鲍立民说。在她的记忆里，得知日本人查封医院后，许多医护人员纷纷另寻出路。鲍立民也被母亲留在家里，不让上街了，害怕女孩子出去不安全。要不是日本人为了重开医院强行“请”他们回去，鲍立民是很少出家门的。
说起当时被“请”回医院上班，老太太至今仍耿耿于怀，叹息道：“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也不会再去那里上班了，家里就靠我来撑着啊。”
据她讲，到医院来上班的中国大夫也多是出于无奈。
宁不看病 患者不信日本医生
重返医院后，鲍立民看到医院里除了日本人外，只有几个护理人员，没看到一个中国医生和就诊的北京患者，情景很是冷清。“为了撑门面，日本人还调来日军医生和护士，开了一个月门诊，但仍没有患者前来问津，日本鬼子着急了，四处派人寻找中国大夫回来，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北京的患者才逐渐过来就诊。”
“患者都是冲着中国大夫过来的，那些日本大夫都很悠闲。”老人说道。在她的记忆中，最能体现日本医生“悠闲”的是医院推出的一种“白牌”，每天大概派发十余个这样的纸牌，拿到“白牌”的患者可以免费看病、取药，甚至可住院治疗。尽管如此，这种“白牌”有时候也用不完，究其原因，一方面除了老百姓不习惯上医院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惧怕”日本人。
日本人接管医院后，原来可以到病房和门诊照顾病人的鲍立民，被限制在病房负责清洁卫生工作，不再参与病人的护理工作，但她还是经常在医院里看到“奇怪”的事情发生：有些患者明明挂了号等候看病的，可是等到大夫叫号的时候，人却不见了。究其原因，才知他们是“害怕”日本人，也不信任他们，往往挂了号看到是日本大夫出诊，他们宁可不看病。到后来，这些“学精”了的患者挂号时，总先问是不是中国大夫出诊，若听到当天没有中国大夫，他们就改天再过来。
“当然，日本大夫也是有病人光顾的，但患者都是一些日本女人。”鲍立民说，日军占领了医院，较少见到军人来诊治，倒是一些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经常出入。
日本投降 临逃打劫医院器材
“日本医生太骄横了，让人忍无可忍。”鲍立民老人回忆，当时有个叫“竹重”的日本院长，是个外科大夫，脾气很差，常听见他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遇到治疗上的问题也很少和中国大夫交流，常是一个人说了算，强迫中国大夫听他们的。为此，当时有不少中国大夫都请求辞职，但都被强留了下来。这些留下来的人真的是“度日如年”，每天战战兢兢做完9个小时本职工作，一下班就赶紧回家，尽量减少和日本人的接触。
“日本鬼子真是坏透顶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跑时劫走医院财产也不敢吭声。”鲍立民回忆说。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临逃时他们派来了两辆军用大卡车，由日本军人持枪押着，两天时间里，从早上到深夜里劫走透视机、手术台等医疗设备，甚至连病床和药片也不放过，而一些拿不走的东西就砸坏，弄得医院里一片狼藉，导致中国大夫没法开诊使医院关了门。
直到1946年，美国教会派来美籍医生、护士并运来一些医疗设备，才恢复“道济医院”名号重新开诊。1949年，北平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医院开始建立工会组织，改名为“北京第六医院”，开诊至今，而鲍立民又开始了正常的护士工作。
“照片上我背后的这栋门诊楼现在没有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时被一场大火给毁了，那是很漂亮的一栋房子啊……不过，现在的六院也很好看，规模更大了。”老人皱纹纵横的脸上仿佛又绽放出少女时代的光彩。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汪城 赵琳娜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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