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美两国政府被迫在印度到云南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战略物资转运的空中航线，主要由美国空运总队“租用”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行人员和部分军方人员共同承担这项任务。

　　航线全长500英里，沿线山地海拔在4500米－5000米之间，最高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从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援助中国的物资的81％是在“驼峰航线”上完成的。这条航线的开通，粉碎了日军大规模封锁，对稳定亚洲战场及人类反法西斯侵略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86岁的周炳和82岁的龙启明就是当年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亲历者。

　　周炳，抗战时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他当年在“驼峰航线”上飞过100多个航班，飞行时间在1100小时以上。他回忆说———

　　“驼峰航线”是一个很大的空域，飞行员在气象、地况、战况变化多端的条件下飞行，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称这个航线是“死亡航线”，确实不为过。

　　很多人都知道航线上有个“铝谷”，其实那是飞机常失事的几条山谷，晴天时可以看见飞机残骸在阳光下闪出铝的金属光泽。我在空中曾见到的一架飞机，迫降在横断山脉的一个山头上，就像一架模型飞机停在一个大土堆上一样，一点没有损坏，甚至看得见机号号码。但当时无法低空飞救人呀。

　　尽管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我们都很乐观。当时有一架DC－3型飞机，在重庆飞成都途中，被日军击伤了一个机翼。后来，就从香港搞了一只DC－2型的机翼，装上后长短明显不一样，却还可以飞。就是这个怪模怪样的家伙儿，被我们叫做“杂种飞机”，只要一看到它，大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大笑。

　　我是个“福将”，从没出现过大的险情，小问题有过一两次。一个圣诞节，我们的飞机刚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准备着陆的时候，就听见无线电里突然传来一阵阴阳怪气的声音，紧接着炸弹就在机场上开了花。原来是日军偷袭巫家坝机场时，给机场发去的“问候语”！我们如果早那么一点降落，肯定就在轰炸中完蛋了。后来，我们根据机场塔台的指示，紧急转降在呈贡的美国空军机场。

　　有个事儿值得一说，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对“驼峰航线”飞行员的爱护。那个年代，在中国的云、贵、川等地，有不少坟墓，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发为战争中牺牲的飞行员修建的。我就听过云南的老人们说：“人家为打日本，飞机摔在咱们这儿，虽然搞不清他们的名字，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打鬼子牺牲的，甭管他是哪国人，咱们都应该记着！”

　　龙启明，广东顺德人，1943年3月起开始在“驼峰航线”上飞行，共飞行了2100多个小时。后来，他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他回忆说———

　　1943年，我从留美空军飞行员培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上开运输机，回国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开始飞。

　　我记得，天没亮，运输机的引擎声就响成一片，沉闷而有力。飞行员宿舍的过道里到处是急促的脚步声，食堂里更是乱糟糟的，尽管伙食十分丰富，但不少人都是随便拿上几块黄油面包和一罐牛奶就往外跑。

　　飞机不统一编号，也不固定飞行员，哪架飞机回来了，正在待命的机组马上替换，装载完军用物资后立即起飞。下一架飞机回来，下一个待命的机组就马上登机……整天就是一个连轴转！由于不知道飞机何时回来，待命的机组人员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不论环境多恶劣，也不论日军多嚣张，飞行时机长都会命令：“快点！再快点！”有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前面云层突然出现了雷雨闪电，我向机长请示返航，机长的眼睛看上去就像要喷火一样，只嘟囔出一句话：“继续飞！”后来我才知道，飞行大队的指挥官曾斩钉截铁地对机长们说：“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

　　那时候，“驼峰航线”上摔飞机是很平常的事情，有时一天摔掉好几架，死好几位飞行员，少数掉在内地的被当地民众救助了，绝大部分在原始森林或冰天雪地里失踪。经常是刚才几个人还在一起吃饭，有人飞走了就再没有回来。

　　有一次，我们的飞机快到达目标机场时，塔台紧急呼叫说日机马上要来轰炸。这时，飞机没油了，我向机长请示，是马上跳伞还是迫降。机长阴着脸沉默了片刻，说了句：“这会儿，飞机比我们的命更值钱！”然后下令迫降。

　　于是，我们选择了距离目标机场不远的一块茶田作为迫降着陆点。我当时把挂在脖子上、刻有姓名和血型的铭牌和随身佩带的匕首、手枪都包好放在身上，想：“万一牺牲了，怎么也得让我远在昆明的太太认得出来呀！”

　　飞机在空中盘旋时，无线电里又传来塔台的呼叫，通知我们说敌机离开了，可以在机场跑道上着陆。还没等我们飞进机场跑道，螺旋桨就停转了，飞机直直地掉在了跑道外面的草地上，我们在座位上被颠得心脏都差点跳出来。万幸的是，飞机没有受到多少损失，机组人员也没伤亡。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