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版昨天(2002-3-7)推出《寻找阿棒》的报道后，广州电视台和香港《南华早报》方面已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表示对事件强烈关注，并将于近期进行追踪报道———编者

　　■热线记者　张桂萍

　　3月2日，阿棒的父亲杨先生偶尔得知：香港智障儿童庾文翰走失一年半了，他的家人仍然在寻找。杨先生觉得，如果两家人联合起来，寻找成功的机会也许就会增加一倍。于是他怀着试试看的心理联系上了庾文翰家，在香港的文翰妈妈听到杨先生的遭遇和倡议后，当即决定次日到广州与杨先生见面。

　　在记者的帮助下，文翰妈妈于3月4日从香港赶到了本报与杨先生见面，说起各自失儿、寻儿的苦痛，他们忍不住都哭了起来……

　　文翰妈妈告诉记者，自从文翰于2000年8月24日在深圳罗湖海关走失后，他们一天也没间断过寻找，足迹几乎踏遍了广东及周边省、市的每一寸土地，有些重点地方还反复去过多次。他们一听哪里有儿子的消息，就飞速赶过去，有时一天数易其地。奔波劳累的结果是，他们亲眼见到了多达3000个浪迹各地的流浪儿……说着说着，她流泪拿出数本相册，并告诉记者，他们曾多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碰到同一个流浪儿，为了避免重复，他们就拍下每一个被好心人误作庾文翰的流浪者的照片留作资料，这样的照片庾母手上已有千余张。

　　杨先生颤抖着接过相册，仔细查看这些来之不易的照片中有没有自己的儿子，但他失望了。杨先生说，社会上走失的可怜人如此之多，可是大家都只顾得上寻找自己的亲人，这样“单兵作战”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了。

　　庾母非常赞同杨先生的意见，于是他们决定倡议由庾杨两家首先发起，成立一个专门寻找失踪者的“协会”或“互助组”，“互助组”中的人们可以互相交换各自失踪亲人的资料，这样就加大了寻找的面积。他们希望更多有相同遭遇的人加入到他们这个“互助组”中来。

　　庾母还告诉记者，湖北省有一名姓袁的退休女教师也因为儿子走失与她多次交换寻人信息。她当即拨通了袁老师的电话，袁老师听到“结盟寻亲”的倡议后非常激动，说她做梦都想有人牵头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袁老师还在电话里建议，“互助组”应该依靠社会，依靠政府。她说如果这个“寻人联盟”或“互助组”真的有一天成了稳定的民间组织，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与政府或公安部门互动，在各地的收容遣送站、孤儿院、精神病医院和医院等处定期查找；另一方面可以吁请更多的民众关心走失的弱智者、智障者，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阿棒的父亲说，对于弱智儿童——

　　社会在集体无意识“侵权”

　　■热线记者　张桂萍

　　找不着儿子，原本学法律的阿棒父亲很气愤地找了几个原因，他认为社会中的很多人在无意识地对弱智人士侵权……

　　“侵权”一：受教育的权利

　　杨先生说，儿子走失不知道回家，除了不会说话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乡当地的学校拒收阿棒，客观上使阿棒成了一个“文盲”。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一款中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自己的儿子因为被当地教育机构拒收，到16岁都没进过一天学堂，受教育的权利遭到剥夺，有关部门对儿子构成了“侵权”。

　　“侵权”二：公民其他的合法权利

　　杨先生还说，在家乡，谁欺侮他儿子他都要与这种人“拼命”，但对广州的保安们他却没办法。他认为，广州各酒店、商场或住宅小区等处的保安只顾维持他们看管区域内的“市容”和“体面”，一见衣衫褴褛者和弱智者就驱赶甚至殴打，他的儿子就是数次被这样对待才与自己“失之交臂”的，他认为保安们的做法侵犯了这类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一种“侵权”。

　　尽管儿子的生存面临如此多的难处，但杨先生并没有绝望，他表示一定要找回儿子，这是对社会负责。他说阿棒虽然弱智，但他肚子饿了也会向人要吃的，有时饿急了甚至可能会抢别人手上的东西，他觉得“儿子是自己身上的肉，对他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因为将阿棒这样的人放在社会上不管，容易被别人利用危害他人，会成为社会的包袱”。

　　全省行动寻找庾文翰

　　事件惊动中央，引起港、深、粤三地强烈关注

　　庾文翰资料

　　庾文翰，今年17岁，身高约1．66米，其外貌特征是豁牙、微胖，经常用右手指敲打左手手背，患有自闭症，语言表达能力差，2000年8月失踪至今。

　　新快报讯　（记者　张桂萍　综合报道）2000年8月发生的香港智障少年庾文翰走失事件一直受到港、深、粤三地政府和新闻媒介的强烈关注。

　　据了解，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在庾文翰走失后几天，即透过中央政府请求广东省大力协助寻找。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专门打电话给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对寻找庾文翰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广东省公安厅先后多次发出紧急通知，召开专门会议，动员全省公安机关和民警加入寻找行动。同时还发电报给邻近省的公安机关，请他们协助。

　　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为此还特别约见广东传媒记者，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协助公安机关寻找庾文翰的下落。

　　2000年9月6日，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寻找庾文翰的通报，并在深圳、东莞、广州、珠海等地迅速组织大批警力寻找。广东省组织了治安、交警、巡警、林业、民航、铁路等警种人员对各市的歌舞厅、娱乐场所、汽车站、火车站、机场以及大街小巷，甚至桥角、屋檐等展开了全面的寻找工作。仅深圳市就出动了7000多警力，通宵搜寻庾文翰（特首董建华亲自致电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请求协助查找）。

　　深圳市边检站、特检站、民政局、公安局及中联办等部门协调配合，通过各种渠道全力寻找，并将庾文翰的照片发到全市每一个派出所。来往中港的2000多个货柜车司机亦协助寻找。

　　有香港热心人士提出为找庾文翰设立巨额悬红奖金。

　　庾父在内地的寻子行动曾引发香港媒体的激烈竞争，他的下榻酒店，有20多间客房住进了香港媒体的记者。

　　内地有关机构一直未放弃找寻庾文翰，寻人启事至今仍在多家内地报章刊登和透过电子传媒发布。

　　记者亲历寻找阿棒　 阴沟角落也不放过

　　■热线记者　张桂萍

　　一般人也许想象不到，庾文翰和阿棒的父母为了找回自己的儿子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今年正月初八，记者骑车跟随阿棒的父母进行了一次艰难的找寻……

　　当日中午，记者在广州市新港中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门口与杨先生夫妇汇合。他们打算再去一次海珠区的新洲村，因为有消息说阿棒曾在那一带出现过，所以对这样的地方他们都会反复找。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经赤岗到达新港东立交。一路上，杨先生不时指着某处，说他们以前接到好心人的报料，曾到那里找过，但都没有下落。

　　下午3时许，我们沿着灰尘弥漫的新港东路来到琶洲村。杨先生带着记者沿着污黑恶臭的垃圾堆和臭水沟，来到一个河涌桥下。杨先生指着湿地上一堆破烂的棉絮和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蚊帐说，十多天前，他接到琶洲村村民报料，说有一个像他儿子的流浪儿在此呆过，杨先生来了两次都没找到，第三次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又瘦又脏的少年，却发现他虽然与儿子一般大，却并不是阿棒。杨先生说，他来了多次都没见着这个流浪儿，是因为有人认为这类人“影响市容”，白天驱赶他们，不让他们在公共场所出没，晚上七八点以后他们才可以回到“自己临时的窝”。

　　下午5时30分，我们经万胜围、新洲互通立交后到达终点站新洲村。近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令记者浑身酸疼，想着还要骑单车原路折返回去，累极了的记者至此才勉强体会到杨先生夫妻长期执着寻儿的艰难和苦痛。

　　听到记者说“累”，杨先生只有苦笑，他说他们平常走过的地方比今天要多得多，时间长得多。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他们还要专捡偏僻的巷尾、角落及阴沟和垃圾堆等处找，因为他怀疑自己儿子也由于“脏”而被人驱赶离开大街……

　　记者手记：智障人士更需要社会关爱

　　■张桂萍

　　俗语说，“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从记者采访杨父找子事件及庾母提供的成百上千张各地流浪儿的照片中，记者深深体会到了他们为寻找亲人所饱尝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艰辛。

　　除了庾、杨两家走失的儿子外，人们在街头巷尾见到的每个流浪儿，其背后可能都有一段辛酸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许，社会上像庾、杨两家所沥血奔波寻找的亲人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不经意的一瞥间。如果全社会都来关注这样的流浪儿，你我他都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也许这个世界的某处就有一个家庭能重获新生……

　　记者认为，与遗弃、嫌弃甚至虐待弱势群体的人相比，那些对弱智、残废的亲人不但不弃不舍还付出深情厚爱的人们，是应该获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尊敬和关注的，因为他们表现出了人类最善良、最人性、最无畏的一面。衷心希望像小文翰、小阿棒这样的柔弱生灵能早日平安地回到父母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