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卿 宋元晖 李洁　　

　　5年前，香港智障男童庾文翰在深圳走失，让千万人为之揪心，而“庾文翰事件”，也成为5年来深港合作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5年后，我们再度关注文翰，再度关注这个家庭，希望能够帮助找到文翰。我们也要关注，当深港合作从经济领域进入到更全面的领域时，当深港同城化程度越来越高时，面对突发的社会性事件，无论是香港人在内地，还是内地同胞在香港，他们遇到了困难，社会该如何应对。

　　五年前共同寻找智障男童成为合作标志性事件，如今两地联系密不可分

　　虽然庾文翰仍无消息，但庾文翰的家人一直不停地通过香港和内地政府寻找，尤其在深圳，当年市民为这个遗憾所做的努力仍记忆犹新。

　　深港联手规模空前

　　庾文翰事件从一开始就是由深港双方合作推动的。在传媒高度关注下，庾文翰被证实在深圳出现后的第三日，时任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就与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取得联系，要求配合寻找。当晚，深圳便出动7000名警员，做地毯式搜寻，无论从力度到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后，事件受到内地媒体的高度配合，深圳电视台还拍摄了两辑呼吁社会各界提供庾文翰线索的新闻片，中央媒体也播发了寻人消息。这5年来，每次有人提供消息，黎惠玲有时会直接跟内地的公安部门联系，帮助查询，有时通过香港保安局和内地联系。香港入境事务处数百次和内地公安协助跟进。曾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助理局长的刘少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次两地合作是史无前例的，通过这一事件，为原本已趋密切的合作开辟了一个新模式。这种模式有助解决双方日后遇到的类似问题。

　　5年来，黎惠玲还通过香港政府多次跟内地政府沟通，2002年9月，公安部港澳事务办公室给黎惠玲转发来信件，就在一个月前，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刘安成还发来亲笔签名的信件，信件称，粤港警方一直在互通情报，及时更新全省协查通报，并将寻找庾文翰的工作列入日常工作范畴。

　　除了在庾文翰事件上的跟进外，粤港澳三地警方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从庾文翰走失的2000年，粤港澳三地警方刑侦主管开始第一次工作会晤，以后每半年一次，截止到2005年4月，这样的会议已经召开了十次，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开设粤澳、深港、港澳警务联络电邮专线，建立口岸警务协作机制。

　　两地合作又待攀高

　　随着2004年1月CEPA的实施，两地经济贸易的往来愈加频繁。2004年6月，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鸿忠率团访问香港，和香港政府签署《关于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在内的“1+8”协议，深港两地政府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此次协议之后，香港金融代表团等先后来到深圳访问，意欲在更细致的层面上推进深港合作。在基础建设方面，香港地铁入主深圳地铁4号线，参与深圳地铁建设，重大项目的合作不断在深港两地之间展开。

　　今年7月，香港新特首曾荫权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更表示推进“粤港合作”是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此前，深圳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提出“深港同城化”概念。据悉，他也将率领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前往香港会谈。

　　补救

　　深港五年合作 民间联姻到官方牵手

　　回顾

　　香港亡羊补牢 失踪者资料可上网查询

　　提到5年前的那一幕，多年研究深港合作的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教授就如数家珍。此前他在综合研究开发院做研究工作，对深港合作的历程十分熟悉。“深港两地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寻找这名走失的香港男孩，可以说，这开启了深港大规模民间合作的先河。”谭刚回忆，世界上可以说很难再找到像深圳香港这样的，两个城市体制不同，却因地理、人文、政治、经济等因素，彼此联系影响那么紧密。

　　在此之前，深圳与香港虽然地理位置接近，但更多层面上的合作，只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合作。从2000年8月的那次，深港合作寻找庾文翰开始，两地大规模民间合作开始了。“之后的5年，寻找庾文翰的努力没有结束，深港两地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合作方面也拓展到各方面。”谭刚说，直到2003年CEPA正式签署，深圳和香港终于将长期的民间合作发展到了官方的层面。

　　他认为，这种合作通过CEPA，终于建立了一个符合国际合作惯例的平台，也使得两个体制不同的地方可以有了合作的框架。

　　回顾深港合作的这5年，官方合作给两地合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加速，但以往如果没有民间长期合作的传统和基础，仅靠一纸协议很难让合作如此顺利。谭刚也认为除了地理位置和人文气息相通相近外，长期以来包括两地企业合作的传统都提供了一个良好氛围。

　　庾文翰事件，使香港市民看到了，在香港需要帮助时，深圳有伸出援手的诚意。虽然5年的寻找仍没有结束，庾文翰仍不知在哪个角落，但此次事件创造的两地合作良好氛围会一直推动深港两地继续合作。

　　在香港警务处的网站上，庾文翰的照片一直被刊载出来，呼吁人们提供线索。

　　根据庾文翰事件中暴露的漏洞，香港保安局还特别制定了改善措施，要求边境的工作人员，面对需要帮助的伤残和弱智人士时，要增强敏锐性。保安局还成立了统一查询中心，处理有关失踪人口的查询，最近几年就有香港失踪人士通过两地合作找到的案例。

　　由于一些失踪的人士是有智障的，香港入境处特别与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成立联合研究小组，进行研究，了解如何和智障人士接触，如何探询他们的困难。

　　庾文翰走失时，一个原因是因为边境工作人员没有查到有这个失踪人士的记录，导致将他送到深圳。因此，香港警方特别指定总部及控制中心作为其他部门查询失踪人口资料的联络中心，总部接受到查询时，必须及时查证。还改善了失踪人口资讯传递系统，在警务处的网页上特别加上有关失踪人口资料，只要上互联网，就能查询到资料。

　　香港保安局还成立了一个专组和庾文翰家保持联络，提供帮助。庾文翰的妈妈告诉记者，现在她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求助，保安局还必须协助印制海报。社会福利署也会派人员及时家访提供心理辅导。

　　建立互通机制 民生信息可率先共享

　　展望

　　谭刚认为，目前建立这种应急互通处理机制，对两地市民的影响很大。“一些香港居民到了深圳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比如说遭遇抢劫，或丢了钱包，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深圳寻求哪个部门的帮助。”

　　他说，从庾文翰事件开始，可以看出随着深港两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加强，在应对两地居民都需面对的突发事件上，两者也有必要和可能互通合作。“其实这从现在两地警方在押送犯人和合作办案的警务互通机制来看，这种合作十分理想。”

　　他建议有关部门可以从交通、治安、医疗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最紧密的方面入手，尝试将各部门的查询和办事信息公开，在口岸或两地居民往来频繁的地方公布，让信息透明化。

　　同时，一些涉及到技术和信息平台整合的方面，建议双方政府通过洽谈，可以将双方的一些与市民关系密切的部门信息平台进行联网。“比如医疗，深圳居民到香港，一旦生了病，是否能自由地使用医保卡等，这都是可以整合的方面。”当然，除了这些平台，发生山火等自然灾害以及非典等公共卫生事件时，双方可以通过制定互通的应急预案，合作应对，包括在各自预案中专门涉及如何帮助对方合作应对的内容。

　　对此，深圳市应急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深港两地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一直都有合作。“这种合作包括治安、交通、环保、民政等各方面，一般情况下都由市外事办牵头操作，相关部门配合进行合作。”

　　他表示，暂时“还仅限于个体事件的合作，长期的应急机制需要双方进行多方面的协商与接洽，通过制度化、系统化的东西进行确定。”

　　他称，随着两地合作的加强，这种应急机制的建立肯定是趋势，包括深圳市新制定的全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级预案，也已经考虑到与香港相关应急机制接轨，深圳政府也会积极与香港政府进行沟通，“希望尽快能达成意向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