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对话和信任是解决中日关系当前困境的关键——日本前通产省次官福川伸次谈中日关系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8月23日，中国日报网站专访了前来参加2005“北京－东京”论坛的日本电通顾问、前通产省次官福川伸次先生，请他就现阶段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破解之道谈谈自己的意见。在专访中，福川先生还突破了中日双边的界限，将眼光扩大到了亚洲这一更大的范畴，表达了他对于亚洲共同价值观的追求。

　　*** 互信对话是解困关键

　　记者：在本次论坛的发言中，您表示应该对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对立症结进行梳理，您认为这种对立的本质是双方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国民感情、彼此的误解还是其他因素？应该如何对症下药？

　　福川：目前，日中两国之间不信任的情况是很明显的。自1985年到现在，这种信任关系在不断下降。但是我认为，目前这种日中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

　　当然了，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观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没有想法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小时候在东京大空袭中，东京都成了一片焦土，我都没有地方可躲。这种亲身经历使我没有想法要去祭奉那些有战争责任的领导人。我对于日本军队和战争给中国所带来的损失，我非常了解，而且感到很痛心。

　　所以我非常理解中国和韩国对于靖国神社问题的关注。我个人认为，日本应该对靖国神社的问题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应该充分理解中国和韩国国民的心情。

　　当然，除了靖国神社问题外，日中之间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比如说中国对于日美安保条约所划定的远东地区范围以及对台湾海峡影响的关注，确保石油线问题，领土问题等等，各种问题都会发生。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通过对话解决。现在从舆论的走向来看，可以说现在是日中邦交恢复以来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解决的问题的范围之内。

　　对于具体解决措施，我认为应该是中日双方首先应当相互信任，应该创造一个能够对话的政治环境。但是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在此之前日中之间曾发生过一些问题，比如政经分离问题，日本应对中国多大程度上的援助问题，但双方都是通过对话解决了这些问题。在问题发生时，应坦率进行对话，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加以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对于靖国神社问题，日中双方就可以通过对话解决。

　　***日中力量对比变化不会对日本外交产生影响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日两国结构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到日本前进的方向？

　　福川：如果说用GDP来反映经济实力的话，中国估计不久之后就会超过日本，而且最终会超过美国。现在日中确实已经出现了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我不认为这会造成彼此之间的遏制。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比如在联合国组织会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会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变化。但是从日本角度来看，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不会引发与中国之间的对立关系。

　　*** 求大同存小异

　　记者：在本次论坛政治组的讨论中，主持人总结了导致中日双方形成对对方负面看法的几个因素（注：双方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差异；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领土问题；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双方误解偏见以及民族主义在两国的发展等）。请您对于这些因素谈谈自己的看法。

　　福川：在国际关系中，很多问题会对国家外交产生影响。对于主持人提到的七条因素，我觉得都应该有所意识，重要的在于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应该在互谅互让的精神之下，通过对话来加以解决。

　　同时，解决问题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置之不理，让它们变得更为严重的话，在此之后解决的成本我觉得提高。在出现问题后，在它没有发展成大问题之前，在小的一个情况下加以解决是非常必要的。比方说石油资源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果有问题双方尽早找出问题所在，通过对话来解决，尽量不要引发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或是舆论强烈批判。我觉得在萌芽状态下解决问题最重要。

　　当然也会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就需要两国间“求大同存小异”。维护长远利益，有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

　　*** 中日“椭圆”核心双赢

　　记者：在提出上述引发双方负面看法因素的同时，主持人还总结了四条专家对政府应对政策的建议（注：从具体问题如靖国神社问题入手，为高层互访创造条件打开局面；需要对媒体加强管理规范；长期加强NGO交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交流；超越利益和历史领域，以区域性阳光重新审视两国关系，追求区域合作，淡化分歧，增加信息交流，创造合作空间等）。您对上述建议有什么看法？

　　福川：日中两国领导人互访目前陷入停滞。两国对于首脑互访是曾达成协议的，但没有实现。政治首脑互访对于双方沟通，对于两个国家关系的发展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实现互访。

　　当然，很明显，对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成为了互访的障碍。因此，在日本方面，应当创造舆论，让首相能推迟或不去参拜。这样就为两国实现高层互访创造了条件。

　　至于引导媒体规范媒体的问题，我觉得记者媒体应该公正地去传递事实，对于这些想法进行梳理，提供给国民或读者公众。我反对从政治方面操纵媒体，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有一些为政之人去操纵媒体，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么做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要求媒体提供适当正确的信息，这是必须的，但是不要把这种要求演变成政府干预报导。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不是两人对视，而是一起面向同一方向走下去。这实际上也可以用到两国的关系上。亚洲的发展需要中日的合作。中日双方应该寻求更多的共同目标。

　　在亚洲，日本和中国是亚洲椭圆的两个中心，如果我们以中心在同等距离之下划圈，就形成椭圆，日本和中国成为核心。我们希望能够双方能够努力让“椭圆”越做越好，朝着同样的目标一起努力，形成一种双赢的关系，解决相应的问题。我觉得在这过程中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光是地区问题。在环保，能源，或是基础技术开发等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 日中关系不是日美关系或中美关系的附庸

　　记者：有学者提出日中关系是否是日美（或日中）关系的附属？还有说在日中关系上双方战略思考存在不平衡现象。您怎么看待上述说法？

　　福川：日美有安保同盟，经济关系交往也很深，但是我不觉得日中关系是日美关系的附庸。这种从属关系并不存在。对于日本来说，在考虑在亚洲安全保障时，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日美是日美，日中是日中，对于日本来说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 亚洲安全：事先非军事安全保障最重要

　　记者：在讨论中，有学者以欧洲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为模板，提出了亚洲可持续性安全保障观的意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福川：亚洲安保体制和欧洲北约体制相比，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和欧洲北约相比，亚洲可持续性安保体制是很困难，ARF也仅仅限于一个信息交流的程度上。尽管现在亚洲爆发类似中东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但是为了将来，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安全保障体系。

　　它应当包括事先所谓事先和事后的安全保障。事先安全保障包括军事和非军事作用两方面。比如关于朝鲜半岛的核不扩散问题就是军事方面的事先安全保障。通过经济关系、人员交流、文化交流等使双方互相依赖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这些是非军事作用。

　　事后安全保障机制也有军事性和非军事性的。我觉得对于亚洲重要的是非军事的事先安全保障。北约组织更多强调的是事后的军事介入。而在亚洲，我们有可能促进相互理解，强调亚洲形成共同价值观，找到与亚洲价值观相应的安全保障体制。为此，中日要在与亚洲各国协调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作用。

　　*** 亚洲共同价值观是亚洲发展的源泉所在

　　记者：请您谈一下您所说的亚洲共同价值观问题。

　　福川：佛教儒教伊斯兰教都在亚洲存在，和欧洲基督教文明相比，亚洲具体而言每种宗教都没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形成一种统一的文明。但我觉得亚洲也存在共通的价值观。

　　第一点是所谓价值观的多元主义。对于对方价值不同思想愿意接受，另外亚洲人种和语言众多，有各种宗教，因此要接受其他人的想法，有一种宽容性，或是多元主义存在。比如说APEC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但具体怎么做，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

　　第二点是各种知识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价值，这也是充满灵活性的。日本曾经从中国的唐朝学到很多技术并进行创新，创造出了新文化。到了现代，我们从欧美获得了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技术，认真加以学习，让它与亚洲知识经验相结合，创造出更优秀的东西。

　　第三点是所谓的自我陶冶。这是佛教儒教伊斯兰教教义中都有的。节约，勤奋，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思想深深扎根在亚洲。

　　第四点是与地球或自然的共生和协调。欧洲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会永远扩展下去，一直以物质主义方法来发展。亚洲则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在自然制约下，我们就会所谓的知道自己的盘子有多大，在某种前提下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对于亚洲的这种优秀之处应该认真思考，寻找合作之路。我认为刚才所提到的四个价值观，对于21世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亚洲发展的源泉所在。

　　另外，亚洲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也是支撑亚洲地区交流的重要动力。从价值观角度来看，亚洲地区发展的潜力很大。我们应该确认亚洲的优秀所在，然后去发挥这种优秀的传统。我又要提到婚礼了，双方不是对视，说你不好我不好，而是朝着同一方向一起并肩走下去，这种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忘记。（陈凡）

　　———— 福川伸次人物介绍

　　电通顾问、前通产省次官

　　1932年生。195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同年加盟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历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等职务后，就任通产省事务次官。1988年辞去官职。曾担任神户制钢副社长等职务，1994年就任电通顾问，并担任电通总研社长兼研究所所长。现在除担任产业构造审议会（经济产业省）、中央环境审议会（环境省）的委员外，还兼任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方代表、日中经济协会21世纪展望委员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21世纪日本的选择》、《IT时代·成功者的构思》、《对日本的警告》、《挑战有活力的产业经济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