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加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巴以旧有的格局，也没有改变巴勒斯坦人被动的地位。巴以，仍是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强势与弱势的对垒。

　　★ 文/刘素云

　　加沙南部的罕尤尼斯巴勒斯坦难民营就在地中海海边，但是，这里的不少孩子们都没有见过大海。修建在海滨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将他们与大海隔离开。这几天，小姑娘瓦法喜不自胜，她盼望着快一点去看海，赤脚感受一下沙滩的潮湿。

　　从8月17日起，以色列撤离加沙的行动开始启动，到23日，在加沙的21个定居点的8000多犹太人全部离开住地，加沙重新回到巴勒斯坦人的手中，阻挡瓦法和大海的定居点不复存在了。

　　经过三十多年的占领和战火，加沙已是面目全非。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能管理好加沙吗？

　　仇恨还将继续

　　巴以之间的仇恨就像冰冻多年的坚冰，非一时一事可以消融。

　　显然，加沙的“瓦法”们不会感谢以色列的撤离使他们得到了看海的机会，而是会牢牢记住，正是因为以色列，他们多年来只能倾听涛声，却看不见大海。

　　据《圣经》记载，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许，兄弟阋墙自古就难以避免？巴以之间的仇恨，是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淀而成的一种更深层面上的对立、对抗和仇视。他们的土地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的心理却充斥着隔膜与仇恨。撤离加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巴以旧有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巴勒斯坦人被动的地位。巴以仍是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强势与弱势对垒。这就注定了巴以双方根深蒂固的仇恨将难以消弭。特别是当以色列把撤离加沙看成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施舍，而不是对往昔所犯错误的补救和偿还。

　　更何况，加沙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加沙是一座孤岛，西临地中海，另外三面陆路与以色列接壤。只是在西南角地带，有一个能通向外界的关口 拉法边境，而且还在以色列的掌控之中。按照沙龙的计划，巴勒斯坦不能拥有加沙对外口岸的控制权。加沙这个孤岛，因此成为一座大监狱。

　　为收复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最后竟是以这样一种尴尬的方式接管加沙。

　　多少年来，巴以打也好，谈也好，都是双方进行的一种力量和智慧的较量。然而突然有一天，以色列宣布不跟巴勒斯坦“玩”了，要单方面采取行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的命运要由以色列来决定。面对强者的傲慢，巴勒斯坦人除了叹息，别无选择。

　　而且，以色列留给巴勒斯坦人的加沙，是一个烂摊子。加沙3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3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年中，以色列频繁的军事行动，几乎将加沙的基础设施摧毁殆尽，昔日的农田、果园、橄榄林，如今是一片废墟。加沙的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失业率直线攀升。而且，还有一个让人担忧的现实是，几年的暴力冲突，使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在加沙的人气大升，在不久前举行的巴勒斯坦地方政府选举中，哈马斯在加沙大获全胜。

　　对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来说，接管加沙，真是亦喜亦忧。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浴血奋斗的目标，就是收复被占领土，实现自治，建立巴勒斯坦国。现在，加沙终于回到了巴勒斯坦人手中，这是他们民族事业的一个胜利。但是，未来却充满荆棘和坎坷。

　　撤离加沙，以色列化被动为主动

　　撤离加沙，并不是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做出的妥协和让步，而是以色列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

　　2003年12月，在以色列中部海滨城市赫茨利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以色列总理沙龙首次向外界透露了他正在酝酿的“单边行动计划”。当时，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甚至连以色列人都不知沙龙转的什么念头，美国人也不知这位中东强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事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即使是沙龙本人，当时对这一计划也缺乏一个成熟而完整的考虑。

　　单边行动计划，如果按英文原文表述来翻译，应该是单方面脱离计划，即以色列主动与巴勒斯坦相脱离。面对巴以双方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沙龙决定单方面撤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实现与巴方的脱离，以此维护以色列国的安全利益。

　　与此同步进行的是，沙龙同时下令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将西岸的大型犹太定居点圈入以色列一侧，为全面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脱离创造条件。

　　从以色列整体国家利益来考虑，人们不得不承认，沙龙走出了一招妙棋。

　　加沙，是以色列的一个包袱。如果说，约旦河西岸不少定居点在地理上尚能同以色列连成一体的话，那么加沙的21个犹太定居点、8000多名定居者则完全淹没在泱泱130万巴勒斯坦人的包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些定居者，以色列在加沙派驻了一万人的军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生命代价。

　　深谙战争之道的沙龙采取了“丢卒保车”、“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即以放弃加沙为“代价”，换取对西岸更大范围的占领。撤离加沙对以色列来说，至少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一、丢掉包袱；二、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三、在与巴方的对抗中争取主动。

　　正因为如此，沙龙在面临巨大阻力的情况下，仍坚定地推行撤离计划，并反复强调：“从安全的需要讲，这（单边行动计划）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这一计划必须得到执行。”

　　撤离加沙，并不是以色列要以“土地换和平”，更不是以色列的善意之举。因为，以色列在制订单边行动计划时，从未考虑过巴勒斯坦人的需要、利益和要求。如果说，巴勒斯坦人真的从中得到了某种好处的话，也不过是以色列撤离行动必然产生的连带结果。

　　精明的犹太人从不做赔本的买卖。

　　沙龙，是鹰派还是鸽派？

　　似乎是一夜之间，沙龙变得让人难以辨认了。今天的沙龙，正面临着前总理拉宾一样的威胁。约旦河西岸一位极端犹太定居者在开枪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之后大叫着：我希望有人杀了沙龙！

　　当年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之父”，再次成为定居点的终结者。当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以军警与拒绝撤离的定居点居民们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不禁想起1982年在埃及西奈半岛发生的极其相似的一幕：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亲自指挥了撤离西奈半岛犹太定居点的行动。

　　理解沙龙，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沙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但从沙龙的个性来讲，他似乎并不在乎人们称他是鸽派还是鹰派。他也从来都不会为取悦别人而改变自己。沙龙只相信自己，只按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办事。撤离加沙，正是沙龙做出的一个现实主义选择，也是沙龙给自己、给以色列国、给犹太民族留下的一份“政治遗产”。

　　沙龙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是以色列国家利益和犹太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从士兵，到将军，再到总理，沙龙的身份变了，政治理念却并没有变。只要国家利益需要，他可以变成鸽派，也可以变成鹰派。正如一名以色列记者所说：如果说沙龙一直在固守着某种东西，那就是以色列的安全。

　　新时代远未到来

　　不管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几乎没有人有勇气相信，单边行动计划能为巴以双方的未来点亮明灯。单边行动计划，只是重新划分了巴以政治版图，却没有确定巴以未来的政治走向。如果真像沙龙所承诺的，同意将单边行动计划纳入中东和平路线图框架内，或者说，国际社会以撤离加沙为契机，推动巴以、特别是以色列开始履行路线图计划，这一切也只是使恢复和谈成为可能。和平，仍然很遥远。

　　最为糟糕的是，巴以之间已没有信任。以色列人认为，撤离之后的加沙将成为一个安全真空，成为哈马斯的基地。巴勒斯坦人也认为，以色列结束在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并不表明和平新时代将到来。而沙龙之所以敢于顶着压力撤离加沙，并不是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信任，而是相信以色列在撤离之后能够继续控制加沙，甚至在一夜之间重新占领加沙。

　　想起未来的漫漫和平路，人们无法感到轻松和乐观。太多的疑问和疑虑摆在人们面前：巴以能否恢复和谈？沙龙能否履行承诺，开始实施路线图计划？和谈尚未恢复，和平从何谈起？至于错综复杂的最终地位谈判，人们更是无法预料：难民问题、边界问题、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等等。

　　即便如此，人们心中仍尚存希冀。历史，有时就是重复和轮回。13年前，当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结束时，巴以开始秘密接触，并最终达成了奥斯陆和平协议。人们真诚地希望，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接近尾声、以色列撤离加沙之后，第二个奥斯陆式的和平能够诞生。

　　（作者曾为国际广播电台驻耶路撒冷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