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已经纳入语文教材之后，北京方言是否也能进入语文教材，引起一些讨论。北京市教委有关官员日前表示，北京方言不会进入北京中小学课本，他表示，北京方言和普通话没有太大区别，选用的教科书中，像老舍和茅盾的一些作品中已经有了北京的方言土语，没必要再单设一门方言课（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

　　北京教委不主张把北京方言列入教材，这是一种意见。但他们例举的理由是不充分的。第一，北京方言和普通话不是差别不大，而是差别很大，特别在词汇上。普通话是属于“官话”体系，对于传统民间话语和当今流行词汇有很强的排斥性；第二，茅盾根本不是北京乡土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选入课本时对原有一些北京方言土语做了删削（有些是作者本人删改的）。因此不能说课本选了他们二位的作品就有了“北京的方言土语”。

　　但是北京教委在语文教学中要维护普通话的主流地位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地广人多，百里不同音。不仅各大语系之间（如北方语系与吴语系、粤语系、闽南语系）有极大的差别，就是同属北方语系的山东、山西、北京之间的差别也不小，彼此的沟通也很困难。然而自周代以来就树立了“大一统”观念，“一统”的理想状态就是全社会的人能够互相沟通，这就要有共通的、互相能听懂的语言。因此历代都要提倡通用语言。

　　周代是倡导“雅言”的。什么是“雅言”，“雅言”就是通用的官语。《论语·述而》中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诵读《尚书》《诗经》和在礼仪上作司仪都要说“雅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讲普通话）。有文化的贵族写的诗是用“雅言”诵读的，所以《诗经》有的诗称作“雅”。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通行语言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到了清代由于地方行政官员实行回避制度（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这就要求地方官员要懂官话（即当时官场上的北京话）。雍正六年皇帝专为此发表“上谕”，其中说“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百弊丛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福建省城建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在保荐官员时把是否通官话列为政绩之一（见俞正燮《癸巳存稿》）。

　　解放以来推广普通话是作为国策来实行的。这不仅是为了沟通的便利，也是增加民族和国家凝聚力。但是从今年年初发表的历时五年的对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来看，并不太理想，“中国人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推广普通话还是任重道远的。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普通话与各地方言比较起来是一种比较简单、枯燥的语言，远不如方言活泼生动。各地在语文教育中适当地把方言编入教材不仅有助于保存本地文化的记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有助于普通话的丰富发展，北京也不例外。

　　学习方言会不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呢？应该看到语言的演变是个历史现象。既不能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也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五十年前在推广普通话上有些急躁，那时的目标是汉字拼音化。如果当时不搞拼音化，这样许多方言将会长期存在。某些地区在课本中介绍一些当地方言，对于保持当地的文化特色、生活情趣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在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两者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